装甲明朝体_在中国明朝最有名的几个人有朱元璋

• 装甲明朝体，在中国明朝最有名的几个人有朱元璋？
• 枪作为近代军事最基本的武器单元？
• 日军刺刀术远超苏联？
• 历史上有哪些草包将军？
• 以锋利闻名于世的日本刀的破甲能力如何？

装甲明朝体，在中国明朝最有名的几个人有朱元璋？

明朝很多人着迷，不管是大汉族主义者还是其他的所谓明粉，我们无可否认的要承认明朝是一个值得我们怀念与骄傲的朝代，虽然明朝有许多不如意的地方，但是不妨碍我们去认识明朝时代这些厉害无比的人，他们毕竟是我们的祖先，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

按照我的想法，我很想很想选郑和为明朝时代这几个人当中对现在影响最大，但是真正意义上影响着你我的还有一个王明阳，所以他们两位我都选，现在我说我选这两位的理由。

第一.郑和其人根据史书记载，三宝太监郑和并不姓郑而是姓马，叫马和，色目人，洪武三年出生在云南昆明的一个穆斯林家庭，他本人也是虔诚的穆斯林。洪武十三年云南闹叛变，傅友德与沐英率大军30万开进云南平叛，郑和不幸做了明军的俘虏。并且在他15岁时阉割成为太监随着傅友德离开昆明北上，傅友德要接替刚刚去世的徐达担任驻北平的统帅。此次傅友德一共带了十几个在云南净身的小太监供朱棣挑选，朱棣只留下了当时还叫马和的小太监一个人，并且让他师从黑衣宰相姚广孝学习阴阳术数，天文地理，诸子百家，经史子集，操舵行船，而这些看似平淡的技能传给郑和之后才为他以后能七下西洋提供了技术与学识上的可能。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慢慢的变成了朱棣的心腹，朱棣靖难他帮了不少忙，追随着朱棣直到朱棣登基称帝，由于朱棣得位不正，天下文人内心里并不承认朱棣为帝的正当性，于是朱棣选择了自己的心腹，已经赐姓为郑的小小马和已经是四品内监官了，于是郑和率领着大大小小接近200余艘战舰前往各地宣威并且告知各地中原大地以然换主，交换印浩并令郑和代表自己给那些还没有与大明交好的国家予以建交并刻碑为记，以便让后世更多人看到他朱棣的文治武功。并要各地派使臣来朝，以正我天朝神威。

郑和舰队对于我国这上下五千年历史上的意义在于郑和舰队不管是战舰的吨位，大小，战舰的战力，还有航海技术在当时来说都是地表最强的没有之一，而郑和也真正做到了极致，是目前为止中国最伟大的航海家，没有之一，率领的舰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依然没有之一，舰队人数最多的，还是没有之一。要知道在几百年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坐的船才200吨，而郑和的宝船满载8000吨。几百年后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整个加在一起才不到3万人，而郑和一个舰队就有28000人。郑和舰队不管在先进程度上，在规模上，在战力上，秒杀了全世界几百年，而且在舰队火力上，据《明会典》记载，凡海运随船军器，洪武年间定，每船有：黑漆二意弓20张、摆锡铁甲20副、弦40条、碗口铳4门、黑漆钅比子箭20支、箭200支、手铳筒16个、蒺藜炮10个、火枪20条、铳马1000个、火攻箭20支、神机箭20支、火叉20把。当时已经是火器为主。郑和舰队上的飞龙出水已经有巡航导弹的样子了，但同一时期西方国家的舰队还在肉搏。

如果西方舰队真的遇到郑和舰队，估计都不好意思打他们。因为他们的船实在太小了，而且武器太差了。因为那个时候的武器已经普及到了大炮。水手们的武器也都是火器了，西方舰队司令如果一个不留神，很容易在远处被一炮打沉，而在近处又会被乱枪打死，而且约在唐代，中国人已经发明水密隔舱、车船、平衡舵、开孔舵。在船型方面，宋元时期，中国海船的船型已经定型，其中以福船、沙船、广船最为著名，被认为中国古代的三大船型，又尤以福船应用最广、影响最大。在海船船壳结构上，中国海船采用搭接法，形成“鱼鳞式”结构（亦称“错装甲法”结构），从而使船壳板联结紧密严实，整体强度高， 且不易漏水。

而且郑和舰队的大海船大的可载乘客千人，在船舶人居环境上，中国海船可以做到生活设施齐全，配备洗漱设施，设有可以携带家属的幽雅客房，备有充裕的食品， 甚至在船上养猪、种菜、种药材、酿酒，以及种植盆景以供观赏。而不会像西班牙无敌舰队与英国舰队那样因为人居环境极端恶劣，又小又热又吃得不好，进而导致水兵神经病比例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

根据《郑和航海图》，郑和使用海道针经（24/48方位指南针导航）结合过洋牵星术（天文导航），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郑和的船队，白天用指南针导航，夜间则用观看星斗和水罗盘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由于对船上储存淡水、船的稳定性、抗沉性等问题都作了合理解决，故郑和的船队能够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险恶条件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很少发生意外事故。白天以约定方式悬挂和挥舞各色旗带，组成相应旗语。夜晚以灯笼反映航行时情况，遇到能见度差的雾天下雨，配有铜锣、喇叭和螺号也用于通讯联系。 在天文航海技术方面，中国很早就可以通过观测日月星辰测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

也就是中国人不像俄罗斯人那样对于土地有种病态的需求，如果朱棣让郑和像哥伦布一样到一个地方就插一个国旗宣布这块地方为女皇所有，如果真要这样，估计朱棣那时候能坐的皇位不是大明的皇位，我们可能该叫朱棣为地球球长了。

所以综合以上，我会认为郑和是影响力最大的人物，因为郑和带领着当时全世界范围内地表最强舰队八方宣威，维护大明的尊严，凭借着七次西洋之旅，协助朱棣建立了以中国为主的特有的亚洲势力范围，将舰队所到之处的数十个沿途国家纳入朝贡体系，让中国上下五千年来第一次做到了真正的万国来朝四海升平，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辐射至整个沿海诸国乃至整个东南亚所有国家都成为我们的属国，地缘政治学体现得淋漓尽致，美国这一百多两百年玩的这些地缘政治以夷制夷策略，我们的老祖宗在七百多年前就已经玩腻了，所以郑和不愧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航海家，没有之一，还是一个优秀的海战军事家丝毫不差施琅。同时也是在永乐时代与建设北京紫禁城的越南安南太监阮安齐名的两大历史上最正面的太监之一。

第二.王明阳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学说， “心学”我们必须承认他无时无刻的影响着我们，关于王明阳这个人也非常有意思。

首先我们来看看大神们对他的评价。

曾国藩说：“王阳明矫正旧风气，开出新风气，功不在禹下。”

左宗棠说：“阳明先生，其事功，其志业，卓然一代伟人，断非寻常儒者所能几及。”

蔡元培说：“明之中叶王阳明出，中兴陆学，而思想界之气象又一新焉。”

这些历史名人的偶像王阳明，曾是一个5岁还不会说话，少年时便认为人生第一等事是“读书做圣贤”的另类；也是被很多人误解的那个唯心主义的书呆子。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圣人，不仅成功成为无数英豪的偶像，其阳明心学，更是走红商界、政界，成为现代人身心修行的法宝。

这究竟是为何？ 乘云降世，王阳明，出生于浙江余姚。 其父亲王华是当时的“状元”，其祖父是一位极其爱竹、风度翩翩的骚人墨客，带着这样的家庭光环，王阳明的出生也与其他大人物一样有些传奇色彩，貌似凡是大人物在出世之前前都一定会有异像，不然就不是大人物一般。

话说王阳明在母亲的肚子里待了14个月还没有出来，突然一天夜里，他的祖母岑氏做了一个梦。 她梦到了三位神仙穿着绯玉做成的衣服，其中两位在彩云深处用鼓和笛子演奏美妙的音乐，另外一位脚踏一片紫云，抱着一个孩子，从高空中徐徐而来，慢慢地落在了王家门口，并将孩子送到了祖母岑氏的手中，祖母接过孩子，就醒了。

她睁开眼之后，就听到婴儿的哭声从王阳明妈妈的房间里传来。就这样，伴随着神奇的“祥瑞征兆”，王阳明降临到了这个世上，也因这祥云之兆，王阳明的爷爷为其取名“云”。

都说“圣人皆有异表”，那么王阳明的“异表”在哪里呢？ 5岁还不会说话，后经高人指点，其爷爷为其改名为“守仁”，字伯安，号阳明子，所以，大家也叫他“王阳明”。

说来也神奇，名字一改，王阳明的人生模式便发生了改变。 他不仅能开口说话了，还6岁就能吟诵诗书，11岁就才气外露，写下了流传于世的《咏金山诗》和《蔽月山房》。

12岁时，他就曾问塾师：“何为第一等事？”塾师说：“惟读书登第耳。”他将信将疑，反而对塾师说：“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 15岁时，他到居庸关“游学”考察，就有“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游学”归来，王阳明还试图将自己基于实地考察所提出的防御策略献给朝廷，而被其父亲“斥之为狂”。

小小少年，就“离经叛道”、“狂妄之极”，其“异于常人”之处由此可见一斑。

龙场悟道，成“心学”之宗 一心做圣贤的的王阳明，在读到朱熹关于“格物致知”的论述后，立即付诸实践，去后院“格竹子”，结果格了7天7夜，晕倒了。醒来后的王阳明长叹：“圣人之说可疑也！” 因为对朱熹之学产生了怀疑，王阳明在“做圣贤”的道路上陷入了迷茫，从此开始沉迷于“任侠、骑射、词章、神仙、佛事”五件事。 在我看来他是真的胆子太大了，说实话换做是我，不管我才华横溢还是天职聪慧，我都不敢说是圣人之说可疑也？还特别是怀疑朱熹，我的天，程朱理学之一呀！这小子真是太狂了！

1499年，28岁的他终于考中进士，当上了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从此步入仕途，此时年轻的王阳明还在天真地做着“得君行道”之梦。

几年后，荒淫无道的正德皇帝即位，其整天与太监混在一起，使太监刘瑾权力加身，大坏朝政。 戴铣、薄彦徽等人上书皇帝，要求严惩刘瑾一伙，结果反被打入死牢。

任兵部主事的王阳明出于义愤，冒死上书，请求释放戴铣等人。结果被刘瑾重打四十大板后，贬去贵州龙场驿当一名没品级的驿丞。

然而，迫害到此并没有结束，在王阳明前往龙场途中，刘瑾又派人行刺。王阳明佯装沉江，骗过刺客，九死一生，到达龙场。

当时“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从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在如此环境下，王阳明只好栖居山洞，种粮种菜，自给自足。 他凿了一副石椁，日夜澄默端坐其中，一天深夜，一声大笑破空而出，王阳明从山洞狂奔而出，大呼：“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这就是著名的“龙场悟道”。

那么他到底悟到了什么呢？ 据《传习录》记载，那就是“心即理也。”这是儒学史上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心学从此诞生。

“从百死千难中得来”的答案，不仅解开了困扰王阳明20余年的苦闷，也使其心境豁然开朗。 种菜之余，他便开始授课，因俗化导，为民众讲解其心学，四方民众及学子常来听学，王阳明的声名便不胫而走。 千古“心”圣，与孔孟朱并肩 声名在外的王阳明，在1510年，被任命为庐陵知县。

他以心学为本实施开导教化，该地政风民风很快便焕然一新。 六年间，王阳明一路高升，1516年，他当上三品大员——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奉命巡抚赣闽湘粤四省交界地。 这四省交界的山区，土匪横行，危及政权，隐患重重，王阳明在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做了些准备后，就发起了“漳南战役”“横水桶冈战役”“浰头战役”等平乱战争。

猖獗数十年的山民暴乱，在两年内就被王阳明彻底平息。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要想确保一方长治久安，必须注重教化，以正人心。于是王阳明一边剿匪，一边兴办学校和书院，讲授心学。

在剿匪与讲学中，王阳明意识到：懂得“理”很重要，但实际运用也很重要。于是，他在“心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知行合一”理论——“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1519年，王阳明又创下了其一生中最具传奇色彩的功业，当时，宁王朱宸濠叛乱，王阳明以只及朱宸濠一半的兵力，制定了各种离间、攻心、实战之策，最终与朱宸濠在鄱阳湖决战，活捉朱宸濠。 王阳明虽然在军事上连续创下了旷世奇功，但并没有因此给自己带来富贵和利禄。反而在平定朱宸濠的谋反之后，还遭受了种种诬陷与诽谤。

1522年，王阳明父亲王华逝世，王阳明遂借机回老家服丧，开始在绍兴、余姚两地讲授心学，在”知行合一“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致良知”说，实现了其思想世界的再度飞跃，阳明心学的理论体系就此完成——“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

在家乡的几年时间，王阳明专注于讲学授徒，其心学理论很快风行整个东亚，四方求学者云集响应。 1527年，王阳明再一次因军务受命于朝廷，前往两广平叛，这也成了他最后的征程。次年，他在回程路过江西时，病逝于舟中。

临终前，弟子周积流着泪问：“先生有何遗言？”王守仁笑了笑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五十七年的生命，固然是短暂的，却也是永恒的。他的生命消逝了，但他的思想学说却历久弥新，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更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而先天智慧导师李淙翰也认为，在当今这个物欲横行的时代，王阳明的思想学说，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它能教人在功利社会，习得宁静而强大的内心，懂得坚持自我、懂得至善圆满、懂得勇者无惧、懂得智者坦荡……

并且王阳明还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圣的人（不要说最后一个封圣的人是康有为）因为封圣必须之一是有思想，康有为并没有，而且他的一些做法让我恶心。

希望大家能满意我的回答，更希望大家能关注一下我，帖子里希望大家能多多回贴指教，更希望大家多多点赞转发收藏，谢谢大家。

枪作为近代军事最基本的武器单元？

可能会弱化，但不一定会消失，就算战争用不上枪，方便携带的枪械也永远是战场上人们防身的不二法宝。

现代武器装备概念中有个新名词儿——“PDW”（Personal defense weapon），意思是“单兵自卫武器”，它曾经差点刮起个废除和弱化单兵武器的风潮。

这东西我们不必深究，它就是当年北约为取代冲锋枪、手枪而开发的冲锋枪类型。

因为常规的冲锋枪在现代战场上已经没什么用了，它们的功能与突击步枪过于重合，威力和多功能又比不上突击步枪，只能被淘汰。

但部分使用手枪防卫的二三线人员或驾乘人员，又觉得手枪HOLD不住，短突击步枪太大，全尺寸冲锋枪也不大方便，还是需要一些合适的冲锋枪，因此诞生了PDW。

北约当年的定义很简单，别整太贵，也别太弱打不穿防弹衣，更不能不好携带。因为它们说破天也只是个防身武器，能暂时形成威慑即可。由此诞生了MP7、P90等武器。

当年曾经流行一种说法，认为现代战争枪械作用已经大大减弱，士兵们其实不需要什么厉害武器了，能跟在机械化装备后面占领目标即可。

在现代这种说法依然存在，不过改头换面了一点，认为战场上的杀伤大头都已经交给了远程武器和重武器，单兵作战的时间很少，他们只具备占领职能，战斗职能未来会愈发弱化。所以，这样的士兵只装备防身武器就够了。

但2000年以来越来越激烈的城市巷战又给人上了一课，无论美军还是俄军，无论怎样狂轰滥炸，巷战中的人员争夺战斗都成为所有部队需要面临的难题。

巷战中重兵器难以发挥，远程火力效率有限，航空攻击亦失去了大战场中的威力。战斗的双方必须通过人与人的残酷争夺，逐屋逐栋的争夺和清扫敌军，否则就只剩将城市用炸弹炸为齑粉一条路，而这样无论从战略主动权、成本、时间、大义等因素上考虑都是划不来的。

与巷战近似的还有丛林作战、山地游击战、水下作战等等，一切的复杂地形都能造成重装备的失势，然后轻武器枪械又从中找出发挥的亮点。只要涉及到人与人的高烈度鏖战，战士们就不可能扔掉手中的枪，甚至都不可能用PDW这种“退化武器”来完成战场任务。

所以，至少截止目前为止，人类还没办法扔掉枪械，恐怕需要未来将战场演进到宇宙才行。

即便战争模式变成歼星舰、星球要塞、星系防线那种地步，你丢个二向箔，我砸个湮灭弹，动辄拿星球烧玻璃，人们也依然需要“士官长”或“星船伞兵”这样的部队。

星舰总得要人扛枪进行内部防御和秩序维持吧？敌方星球打死不投降，又不想烧玻璃的时候总得靠人上吧？有宏观作战单位，也应该有基础微观作战单位吧？

哪怕不需要人了，都用机器人上战场，枪械的使用也是必须的，毕竟这是一种威力相当巨大的射弹武器。

或者，科技也许会跟保守派们开个大玩笑，诞生出一些真正可以取缔枪械的武器。

比如纳米战斗机器人被开发出来会怎样呢？设想一下，假如它们可以自我制造，自我增殖，静时伪装成物体表面，动时通过皮肤、呼吸钻入人体进行杀戮。或者干脆就汇聚成流，像海啸一样扑向战场，包裹整个战场，留下自己人，只杀死敌人……

还有“超级防护罩”，每个人都配有这么一个东西，射弹武器完全无法击破，那要枪还有什么用？

或者人们开发出了“死光”，直接用可控的粒子流杀伤生物，战场上不操作个机甲连活命的机会都没有，枪自然也可以淘汰了。

很多很多的可能性，但未来究竟怎么走，我认为还是得保守一下，以往的历史表明，最老实的那条路才是正路。

日军刺刀术远超苏联？

还是那句老话，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首先，我们要先看看历史上，旧日本军队和前苏联红军到底有过哪些交手，毕竟我们谈的不是《明斯克号出击》之类的架空历史题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前苏联”）于1922年12月30日成立，在此之前，一战之后参与”协约国武装干涉“的日本军队已经完全退出了西伯利亚。纵观历史，苏日两军大规模交锋的机会其实并不多，具体说来，只有在二战爆发之前的张鼓峰（哈桑湖）和诺门罕，再就是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后，持续不到一个月的摧枯拉朽般的远东战役。

一战期间俄军的白刃突击

沙俄军队历来就有实施白刃突击的传统，18世纪俄国著名军事家苏沃洛夫曾用一句很有名的话 “子弹是笨蛋，刺刀才是好汉”（The bullet is a fool,the bayonet is a fine chap）对此作了形象表述。1787-1791年的第6次俄土战争期间，苏沃洛夫指挥的俄军兵团在伦尼库尔（Râmnicul Sărat，多瑙河下游的一条支流的支流，在今罗马尼亚境内）战役中，面对着敌兵力占优（2.5万对10万）的不利局势，凭借白刃突击以微小的伤亡代价大破奥斯曼军队；在拿破仑战争时代，俄军步兵的集团冲锋也往往会令欧洲列强的精兵悍将们心惊胆寒；而在1812年的对波斯战争期间，俄军在强渡阿巴斯河（Aras 或者 Araxes，流经今天的土耳其、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等国）的大兵团奇袭行动中，也通过白刃战达成了以少胜多的效果，然而在后续攻占要塞的战斗中却在波斯军（有来自英国的大量军援）火力杀伤下损失惨重；但最终俄军还是攻占要塞并把守军杀了个片甲不留……

在从彼得大帝到亚历山大二世的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历次俄土战争中败多胜少的土耳其苏丹已经患上了对俄国刺刀的恐惧症，后者对于在肉搏战中不落下风已经不报什么希望了，于是，在第10次俄土战争（1877-1878）中，土方凭借秘密配备的大批“温彻斯特”新式连珠步枪，在俄军发动惯常的白刃冲锋时突然使用并取得了若干次战术胜利。然终未能挽回败局，进而也落实了西方列强对其“西亚病夫”的观感。

反观日本，尽管在其历史上内乱征伐不休的战国时期，被称为“铁炮"(火绳枪)和“大筒”（旧式前装火炮）热兵器已经引入并开始在实战中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然而它们毕竟缺失了欧美列强在火绳枪和燧发枪时代的步、骑、炮大规模协同作战的严酷考验，所以我们还要从其中古时代的冷兵器对抗中寻找其渊源。

日本列岛国土狭小、资源匮乏的先天不足，以及在地理上长期与亚洲大陆隔绝的特殊性影响了其内战形态的演进和发展，而作为其中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从镰仓时代开始，被称为“剑道”的独具特色的器械搏击术初现雏形。不过，这种训练主要针对的是武士们常用的太刀和薙刀（类似我国唐宋朝代的眉尖刀的一种长兵器）。尽管长枪也是日本古代的“五兵”之一（日本刀、弓箭、长枪、雉刀、胁差），可这种兵器直至德川幕府时代（1603－1867）才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使用，因为当时，以长枪为主要武器的“足轻”已经成为了战争的主力。

对于本文所述及的旧日本陆军，其大规模的刺刀技战术训练仍始于19世纪末期。在1877年的西南战争中，精于近战格斗、以中下级武士为主体的西乡军，凭借萨摩藩特有的“示现流”剑法和丰富的实兵对抗经验，在白刃战中曾给予政府军以重大杀伤，甚至有“皇军”士兵成为了“袈裟斩”的牺牲品，连人带枪被劈成了两半；于是政府军不得不组建了同样是旧士族出身的、以东京警视厅的警务人员为主体的 抜刀隊（ばっとうたい）与之相抗衡。

实际上，在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陆军中，受法国陆军攻势至上主义和重视白刃突击的影响（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的第一版《步兵操典》即译自法文），所谓的“銃剣道”（じゅうけんどう）已经被提到了相当高的地位；只不过，西原坂一战的惨烈景象为此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西南战争可谓是日本列岛的最后一场内战，自此之后，日本正式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并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给亚洲乃至世界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其深重的苦难。

西南战争令日本军政界对白刃战对士兵的巨大心理影响有了直观的认识，他们认为，在以征兵制为基础的陆军部队中普及有关肉搏战武器的技战术练习势在必行。在十九世纪末期的若干年里，日本军政当局结合西洋剑术与日本传统武技，针对现有的白刃突击战法，展开了一系列他们认为更贴近于实战的训练工作。

在1904年，驻扎上海租界的英日两国守备部队曾在年度武器技能大赛（skill-at-arms competetion）中举行过刺枪术比武，当时日本方面经过精心设计的无懈可击的单兵刺枪术曾给予在场的各国观察员以深刻的印象，参加对抗赛的日本军官除了传统拼刺动作外，还通过大声呼喝干扰对手，并在近身攻击中采用日本传统柔术当身技的闪避与踢打等徒手格斗动作并最终取得胜利。自此以后，日式銃剣道也开始为欧美列强所知。

被称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预演的日俄战争（1904-1905），其作战规模之大以及战事激烈残酷之程度，吸引了当时军事家们的极大关注。沙皇俄国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作为两个封建残余严重的帝国主义国家，其天然的侵略野心是难以抑制的，而其各自军队内部也都弥漫着对本民族之“勇武精神”的极端自信，那么在刀锋交错的直接对抗中，谁又能更胜一筹呢？下面就让老白试着给大家说说看。

当时有很多评论家以1899-1902年的第二次布尔战争作为实例，断定在未来战争中，大规模的白刃对决已不可能发生，然而日俄战争却颠覆了人们的这种印象，通过形形色色的“幸存者偏差”所带来的片面描述，以及参战军官基于过往经验的惯性思维，再加上各国观察员有意或无意进行的夸大宣传，导致刺刀的作用被拔高到了近乎神圣的地位，甚至有部分狂热的白刃战鼓吹者，以某些场战斗中 格斗用冷兵器（hand hold weapon） 和炮兵火力所造成的伤亡大致相同为依据，得出了一个“刺刀=大炮”的公式，进而在军事界引发了一轮“刺刀复兴”的浪潮。

比方说当时美军的态度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直至1914年，在一份调查中显示，平均每10名美国军人中，仍有7人相信“刺刀决胜”，甚至部分有影响力的人士还发出呼吁，应该允许官兵自行选择趁手的白刃战兵器——刺刀，军刀（马刀），或者是北美特有的印第安战斧！

典型的高地争夺战 - 俄军视角

典型的高地争夺战 - 日军视角

有若干资料来源，试图以日军步兵在弓长岭（日语汉字：弓張嶺；平假名：きゅうちょうれい）和黑沟台（日语汉字：黒溝台；平假名：こっこうだい）的两次大规模白刃突击行动“以少胜多”的战例，来证明当时日军士兵的拼刺技术训练之“卓有成效”，至于实情如何，我们不妨具体分析。

弓长岭 位于辽阳城的东南部。当辽阳会战（1904年8月25日－9月3日）爆发之初，萨摩藩士出身的西宽二郎（にし かんじろう）指挥第2师团（仙台师团）在没有进行炮火支援的情况下，以师团主力12000人趁着夜色摸上弓长岭，并与俄军进行了一次白刃战，打垮了配有若干机枪和火炮的兵力达1.7万的俄军守军。这在当时打破了战争史上最大规模之夜战的世界纪录。

日军突击部队于8月25日晚11时出动。他们先是以行军警戒队形按照预定路线前进，期间日军斥候与俄军前哨单位展开过小规模交火，但后者被迅速逐退，所以俄方对日军大部队的逼近应无察觉。接下来，进入突击准备地域的日军各单位，在俄军第一道主防线前稍事休整，同时以大队（营）为单位排成突击阵型开始接敌运动，在向前推进了约一千米之后，日军斥候与俄军前哨单位再度展开交火并为山岭上的守军所察觉，旋即枪炮声大作，第2师团主力则在呐喊声中发起全军突击。根据不同来源的资料，总攻时间大概应在清晨2:30-3:30之间，到清晨5时许，投入主攻的各联队（团）已经占领了山顶阵地并追击退却之敌。

此战固然可以为当时日军的作战意志和战术组织能力更胜一筹提供佐证，但是有多个特殊因素也必须加以考虑。首先是上文所说的，日军进攻部队维持了一个有效的“战场真空区”，而俄军前卫的战术侦察却颇为消极，同时正值夏季，弓长岭周边被茂密的林地覆盖，也使日军行动难以被发觉。另外，进攻方也拥有“天时”之利：8月25日是农历的七月十五，当晚是满月且天气晴好；在战场区域，月亮会在次日拂晓时分才落下，这些条件可以让攻击方借助月光看清楚突击路线和地形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夜间行动和地理环境不熟给进攻方造成的劣势。也就是说，日军达成了夜袭行动的突然性，完全将俄军打了个措手不及，而这是决定成败的非常关键的一点。

另外，即便是月朗星稀，黑夜毕竟也不同于白昼。日军仍可以借助暗夜掩护，据当时日方亲历者的叙述，在发起突击瞬间的呐喊声过后，各单位大多可保持静默状态攀爬山岭，同时在进入抵近距离之前，进攻方都保持了良好的开火纪律，一枪不发；反之守军火力制造的火光和硝烟却为进攻方指示了具体目标。

根据战后日本方面的战报，此役日军突击部队的损失极小，其中参与第一波突击的某步兵中队（连）仅有7人阵亡，14人负伤，而俄军在阵地和山岭上的积尸则“不可胜数”，考虑到俄军原本也精于白刃战的事实，这种战果或为一方士气崩溃所致，推测在白刃战的最后阶段很可能打成了追击战，有很多俄国兵应是在逃跑时被刺死的。黑夜奇袭所制造的心理震撼，恐怕也是守军“兵败如山倒”的重要因素之一。

多少年后，在那个有着古怪的西班牙式名字的海岛上，当丸山师团的“昭和男儿”们冒着炽烈火网果敢“猪突”时，当他们在雷电交加的雨夜中，在泥泞中踯躅挣扎时，当他们倒在仿佛远在天边、却又近在咫尺的敌阵前的开阔地上时，在弥留之际，他们是否还能回忆起，从祖父辈的口中所听到的日露戦役中的“光荣往事”？他们多么希望，他们自己也能身临其境地体验“高大彪悍之敌兵被杀得片甲不留”的场面啊！

高地争夺战中的白刃厮杀

黑沟台会战的情况颇为复杂，如果展开讲，恐怕又会是一个宏大的话题了，然而当前网上流传的说法，可能多有不确实之处，在此老白仅凭一家之言，尝试与诸位探讨。

黑沟台村位于今天的辽河市灯塔市五星镇附近，实际战斗则围绕着此地和位于东北方向上沈旦堡（Santapu）展开，因此也有资料称之为“沈旦堡会战”。

在1904年夏秋季节的辽河战役和沙河战役结束之后，俄军已难掩其多线失利之颓势，而旅顺口在1905年1月初的陷落，也令俄军统帅迫切想要夺回战场主动权，鉴于日军各主力部队正向奉天地域移动，于是俄方决意向日军位于黑沟台周边的薄弱部发动进攻。是为此战之背景。

到1月25日战斗打响时，驻守此地段日军骑兵旅团（另含若干步炮及辎重单位）共计8000余人，因为兵力不足以覆盖长达40公里的防线，于是旅团长秋山好古（あきやま よしふる）采取据点防御之战术方针，他让骑兵下马作战，同时为新配发的马克沁重机枪构筑了良好的防御阵地。骑兵旅团各部 分据黑沟台（今黑沟台村）、沈旦堡（今沈旦堡村）、韓山屯（今小韩台村）和李大人屯（应为今日的小李大人屯村，这几地均位于今辽阳灯塔市辖区）等地。在连续数日的战斗中，面对十倍于己的敌军，秋山部利用马克沁机枪的猛烈火力大量杀伤了发动冲击的哥萨克骑兵。

而号称发动师团级规模之夜袭的第8师团实于26日即以抵达前线，此时黑沟台已告失守，为了避免战线进一步内陷，该师团起初无力发动夺回行动，反而在俄军的集团冲锋下苦苦支撑，并承受了相当大的损失。直到28日夜，当日军增援部队陆续赶到，战场达成兵力均势后，已经损兵折将的第8师团，才在第5师团以及其它军属预备队的支援下，组成了所谓的 臨時立見軍，并发动了日军从上到下都念念不忘且期盼已久的夜袭。

尽管日军声称，这次的夜间白兵突击又一次大获全胜，然而实情却是，发动夜袭的日军与在黑沟台的俄国守军陷入胶着（对于此类行动来说，这就代表着失败），只是因为俄方指挥官误判局势下令俄军撤退，日军方才于29日拂晓重新“夺回”了黑沟台。在短短几天的战斗中，第8师团伤亡计6千余人，基本已无力再战。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投入大部队的夜袭行动一旦得手收益极大，当然风险也极大，它就是一场用人命进行的豪赌，如果夜袭行动的战术突然性丧失，如果天时地利等诸多条件不适合，那么胜败易手往往在须臾之间。这些都决定了投入师团级规模部队的夜间白刃突击，远非战争之常态，而在这场战争的大多数时候，日军所谓的精湛之白刃战技术，并无多少可供发挥的余地。

日俄战争以日方进攻和俄军防守为基本形态，一方面，日军在进攻时往往使用优势兵力以人海战术发动突击，然而，守军却可以凭借铁丝网以及机枪火炮大批消耗进攻之敌，待幸存下来的日兵冲上俄军阵地时往往已经筋疲力竭，他们会因无力进行格斗而被俄国人轻松消灭；另一方面，当日方冲击失利后，希望发挥其白刃战之功力的俄国人也会发起追击和反攻，然而，在攻防易位的敌军之机枪与炮火洗礼下，他们往往也是伤亡惨重。没有谁会在己方可以发扬火力的时候，仍然挺着刺刀从隐蔽处冲出来和对手拼命，哪怕日本人也不会。

另外，在日俄双方热衷的不进行炮火支援的夜袭行动中，有时进攻方在被发现之后只需进行数百米至一千米距离的冲锋，刺刀在暗夜中的寒光与密密叠叠的敌兵会让守军猝不及防，进而，在心惊胆战之余，他们只能被动应战和撤退，而人在面对突发险情时的本能冲动会趋势很多新兵扔下武器掉头逃跑……这些都与白刃战技术强弱与否无关。

据统计，在日俄战争的若干要塞或高地争夺战中，有相当比例的阵亡者是刺刀或者军刀等冷兵器所致，然而深入分析却发现，有很多死于刺刀之下的士兵，原本是被枪炮火力所击倒的伤者，他们是后来才受到了冷兵器的致命伤。按照一位美国观察员的说法，在旅顺口攻防战期间，曾有一名日军中尉在外围高地争夺战的一次白兵突击中被弹片击中，他倒在俄军阵地外失去了意识。而当他醒来时惊恐的发现，俄军小分队正用刺刀对四周倒地未死的日兵进行补刺……

白刃战的残酷性在于，交战双方距离极近，而冷兵器造成的伤害往往集中于胸腹部和喉咙，格斗中被刺倒的士兵即便不是当场死亡，也会因失血过多，或者呼吸困难而死。况且，白刃战必然会以其中一方彻底控制战场而告终，只有胜利方才能打扫战场和救治伤员，而亡者是不会被送去急救的。另一方面，失利一方滞留在战场上的伤员其生还几率也必然更加渺茫。

如此说来，戴高乐在一战中的经历可谓是相当幸运了：他本人在1916年凡尔登战役的一次白刃突击中身负重伤倒在战场上，在战斗结束后，他被打扫战场的德军发现并得到了后送和救治；伤愈后戴高乐被送至战俘营，在五次越狱均告失败后，直到一次大战结束时他才获释。

关于日俄战争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日本的30式刺刀要比“莫辛-纳甘”步枪配备的传统三棱刺刀更加优越，而这一点令日军在白刃战中更具优势。巧合的是，直到二战爆发时，苏军与日军所使用的主流步枪（莫辛纳甘M1891/30步枪 VS 有坂三八式步枪），其配备的刺刀形制仍与世纪之初的大同小异，因此这里的讨论内容适应于全篇。

三棱刺刀在俄军中的装备可谓是由来已久，创作于彼得大帝时代（18世纪初）并一直传唱至今的《近卫普列奥布拉仁斯基团进行曲》（Марш Лейб-гвардии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ого полка，即 March of the Life Guards Preobrazhensky Regiment）中就有一句“我们三棱刺刀坚硬，荣誉之声永流传”（Твёрдо штык четырёхгранный --Голос чести не замолк!），说它是沙俄军队的精神象征并不为过。

著名的 “莫辛-纳甘” M1891型步枪采用的是三棱型枪刺，刀尖采用螺丝刀式的平口设计。它通过管状插座套到枪口上然后旋转一定角度加以固定，刺刀固定于枪管右侧而非通常的下侧。从其固定方式来看，它仍然与线列步兵时代前装枪的套筒式刺刀渊源颇深。据说，俄军之所以传统上采用三棱枪刺，是因为受到俄国钢材质量低劣和机械加工水平低下的限制，另外在俄罗斯的严寒中，三棱形状的枪刺较为坚固不太容易被折断。

原型M1891步枪与改进型的M1891/30步枪，其配备的三棱刺刀在细节上实际是所区别的：

前者在上刺刀时，首先，需将刺刀插座插至枪口处并使其与枪管接合牢靠，然后，握住刺刀柄旋转一定角度并用力压紧，确保卡口到位，接着，扳动管状插座外部的一个锁定装置将刺刀扣紧。而后者所配的改进型枪刺，则装有类似弹簧卡笋的自锁机构，将刺刀插座下压就位后，握住刺刀柄并扭动一定角度即可锁紧；同时此种枪刺的拆卸也较为方便。

而日军使用的所谓“30式刺刀”，原是为日本自行研制的第一种使用无烟火药的弹仓式步枪——明治30年式步枪所配备的，不过在著名的有坂三八式步枪（取自明治38年，即公元1905年，然而实际上该枪是从1907年开始量产的）上仍然沿用。

30式刺刀由刀柄、刀身、护手、卡环及连接机构组成；此外还包括刀鞘、挂件等辅助配备。其刀身为当时流行的下单刃式样，两侧铣有宽血槽。刺刀护手的上端为枪口卡环，下端为向前方伸出的护手钩。卡环内径比枪口外径稍大，可与刺刀座配合固定刺刀。连接机构位于刀柄末端上侧，为一T形长槽，用与枪管下方的刺刀座接合，槽内右侧有弹簧控制的刺刀驻笋，上刺刀时，与刺刀座上的缺口相配合，可将刺刀牢靠地固定在步枪上。需要卸下刺刀时，只需压下柄尾左侧的圆形按钮，使驻笋缩回，即可从前方将刺刀取下。

我们可以将上述两种刺刀做如下对比：

首先，关于白刃格斗的兵器，有句俗话是”一寸长，一寸强“。

日制三八式步枪的全长为1276mm，上刺刀后的全长达1659mm。

苏/俄制莫辛-纳甘M1891型步枪全长1308mm，带刺刀全长1738mm，甚至要比“三八大盖”还要长上80mm！即使是改进型的M1891/30步枪（全枪长1232mm，带刺刀全长1666mm），也和三八式的长度相当。

所以说，单论兵器长度，与苏军相比，日军也不占优势。

其次，三棱型刺刀主要只能用于刺杀，难以像剑型刺刀那样实现上挑下劈等拼刺动作，将其单独取下后，也难以作为匕首或者工具刀使用。

第三，苏俄步枪之三棱刺刀的安装固定方式，不如日制剑型刺刀便捷。

从网上流出的视频可以看出，三棱刺刀（尤其是M1891式的原型版枪刺）在将其刺刀插座往枪管上套压和扭转时需要较大的力量，此动作往往需要将枪托抵住地面或者其它坚实的物体，这符合前装燧发枪和击发枪时代立姿上刺刀的习惯，但是到了20世纪，在敌火力下作此动作却无异于自杀。在日俄战争时代，沙俄军队的步兵操典要求士兵战斗期间一直将刺刀固定在枪身上，可能也是有这方面的考虑。

在大正四年（1915年）版的《剑术教范》（剣術教範）中首次将所谓的“铳剑术”纳入其中。日式铳剑术具备鲜明的本土特征，它不但融合了源流已久的剑道与久经战阵考验的各个流派的日式枪术（鑓術），另外还有类似柔术的使用拳、肘、脚进行攻击的所谓近身技。

日式铳剑术的单兵战术动作相当简单有效，在1915年版《教范》中，只有6类动作：直突，脱突，下突，左防，右防，下防；前三类对应的是“突刺”（进攻），后三类对应的则是“防刺”（防守）。

在《剑术教范》开篇即提到应借鉴日本传统武技中所谓“气、剑、体”一致的原则对士兵施行剑术训练，也就是所谓“充实的气势、确实的使术、正确的姿势”，或者从另一层面解读，即为“发出喊杀声、刺刀指向敌人、向刺杀对象猛扑过去，这三者要一气呵成”。

与攻防兼备的西洋击剑术不同的是，日式铳剑术强调“斩突应以勇猛果敢、舍弃自我之气势进行”，在出枪刺向敌人时应心无旁骛，将全部心神集中于刀尖，务必实现一击必杀，并通过压倒性的速度和爆发力取得对敌刺杀的心理优势，将进攻本身当成一种防御。

其实这点也与日本中古和近代的“武家”之实战手法关联密切，在兵荒马乱的日本战国时代，日本武士在很多猝发之决斗中往往身着轻甲甚至不着甲，当他们使用打刀或太刀等双手劈砍时，也只能采取这样的精神胜利法麻痹自己。这种观念的一个集中体现，就是在昭和9年（1934年）版的《剑术教范》中，将“防刺”技术压缩到了寥寥数语的最小篇幅。

此外，结合当时日军的身高和身体素质特点，白刃战接敌后若一击不中，则应进入“抵近刺突”的格斗模式，也只有在此类对抗中，才允许采用枪托或护木击打敌人。另外近身攻击技也颇为阴狠，在《教范》的示意图中即有“踢裆”和“刺喉”等动作。

西洋兵学的“战阵技”和“格斗技”很早就呈现彼此分离的趋势，后者在保持实战功效的同时也在逐渐朝竞技性运动的方向演化。就拿近代早期风靡欧美数世纪的决斗来说吧，其不断翻新的各种规则限制，主要就是以减少伤亡和尽量避免人命损失为原则；而与之相比，直到幕末时代，日本武士之间进行的往往都是生死对决，武士刀本来就是用于杀人的，而刺剑和花剑则未必。日本在明治时代摒弃法式刺枪术的做法，或许也是有类似的文化因素之左右其中吧。

毕竟，按照《教范》要求，两军摆成“堂堂之阵”展开刺刀对拼只是一种极端理想化的情况，真正的肉搏战可能在各种环境下发生，在战场节奏加快的现代战争中，此类肉搏战更有可能发生于狭小空间中。要应对这样的局面，只能通过更加规范系统化的身体锻炼和对抗，来提升一般意义上的格斗技能，以及提升个体的力量和敏捷性。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战争阴云的20世纪30年代时，曾经日本的手下败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十月革命之后，正如古德里安所说，“……那个巨型的国家，完全背离了她自己的传统”。

苏军格斗术讲究因地制宜，就地取材

日军在苏/蒙边境的武装寻衅始于1936年，在1938年夏的张鼓峰地域，爆发了一场规模比较大的冲突。在这里，我们选取日军在7月31日凌晨攻占张鼓峰（155.1高地）的行动展开讨论。此战的大致进程如下：

7月30日深夜，日军一步兵大队借助夜暗掩护向张鼓峰的苏军阵地潜行推进。

31日凌晨0：10，苏联守军的军犬发出预警，照明弹也指示了日军部队的方位，苏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未能及时组织起有效的防御火力。

2：15，日军已清除铁丝网并上好刺刀，准备发起突击。

2：30，苏军阵地枪炮大作，然而日军仍不发一弹继续推进。

前方的又一道铁丝网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日军派出的排障分队，在付出巨大伤亡后终于打开通路。在距离苏军第一道阵地只有“20米”的地方，日军反而停止前进，试图用精准火力消灭苏军炮手和投弹手。

随后，日军的机枪连上前，并开始用穿甲弹猛烈扫射苏军坦克之战位，一辆苏联坦克被打哑（应为装甲薄弱的T-26型），接下来日军步兵冲上了高地顶部。

此时，从反斜面传来了苏军高呼“乌拉”的声音，日方认为一场白刃战即将展开，然而那只不过是苏军撤退的信号，日军步兵受此鼓舞而士气大振，于是他们从高地继续向下冲击，用军刀和刺刀从背后杀伤了若干苏军士兵。

5：15，日军发射了绿色信号弹，宣告张鼓峰易手。

之后，围绕着张鼓峰和北面的沙草峰（77.1高地）以及西面的52高地，双方展开激烈争夺，远东苏军投入了包括大批坦克和火炮在内的大量兵力，但战局进展缓慢；在8月6日苏军的反攻中，双方再度展开白刃战。然而，直到8月10日双方通过外交斡旋达成停火时，张鼓峰的苏日两军部队仍处于胶着状态，不过日军当时已显颓势，而停火后也是苏联方面再度控制了该地区。

有资料称此战日军通过白刃战给予苏军以严重杀伤，并制造了28：1的悬殊伤亡比。我想，结合上述战例以及前文的阐述，原因主要有二：1，攻坚战打成了击溃战；2，倒地的伤者遭到了补刺。

1939年5月-9月间爆发的诺门罕战役（又称哈拉欣河战役）是苏/蒙军和日军之间的一次大规模交锋，是役，双方投入兵力总计超过10万人，并且还投入了大量装甲车、坦克和火炮等重装备，为争夺战场制空权，双方航空兵也展开了激烈对抗。在朱可夫的指挥下，苏军凭借占绝对优势的装甲部队以及炮兵火力大胆实施机动穿插，歼灭了日第23师团主力，然苏军本身也蒙受了相当大的损失。不过从战略目标的达成（遏制日本关东军的军事冒险）来看，此役的赢家还是苏联。

诺门罕战役中被俘的日军

在诺门罕战役中，双方的交战规模明显增大，围绕着边境附近的各个要点，战事明显呈现出流动性增强之趋势。此役苏军对其诸兵种合成战术进行了首次实战检验，而缺乏反制手段的日军步兵只能通过近距离投掷燃烧瓶和反坦克手雷，甚至是“肉弹”攻击的方式进行对抗，真正意义上的白刃对决倒是很罕见。

关于白刃战，战役中有一特殊案例。在对抗苏军装甲洪流的过程中，日军有一名叫藤田的大尉在其指挥的反坦克炮的弹药耗尽后，匍匐在掩体中寻找机会，当他看到有一辆抵近的苏联坦克的炮塔舱门没有关闭后，他立即窜上坦克，通过打开的舱门用军刀直接刺死了坦克车长，按照西方战史学者的说法，“tanks were destroyed by...and direct boarding with swords drawn.”

尽管张鼓峰冲突中的苏军步兵表现一般，并且远东军区在这段时间内训练不足和指挥失灵的情况也客观存在，不过苏联工农红军本质上还是一支作风顽强的军队，它并不缺乏白刃战所必需的决胜精神和意志力。而且，可以进入冷兵器决胜的白刃战阶段的另一个条件，是交战双方的火力水平相当，同时均缺乏单兵自动火器，下面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再分析一下。

我们以步兵排（小队）为基本单位进行比较：

在二战爆发前，远东苏日武装冲突期间，苏联工农红军仍采用1935年的野战条令，每个步兵排由4个步兵班和1个迫击炮班（4人炮组，50mm迫击炮1门）组成，每步兵班11人，装备10支 “莫辛-纳甘” M1891/30 栓动步枪和1挺 “捷格加廖夫” DP 转盘式轻机枪；加上排长/排副和通讯员，共计51人。但是红军的规模极其庞大，很多步兵排的迫击炮班都处于缺编状态。

苏军基层单位装备的50mm迫击炮

旧日本陆军的步兵小队（相当于步兵排）是其遂行战术任务的最小单位，根据其所在师团种类（甲乙丙）的不同，也相应的分为三种编制。

参加诺门罕战役的日军第7师团属甲种师团，其步兵排也为“加强版”编制，其下辖3个步兵班及1个掷弹筒步兵班。普通步兵班每班配有轻机枪1挺（十一年式或九六式），其余均为步枪兵（三八式，共14支），其中一人常会加配1具大正十年式掷弹筒； 掷弹筒班则有3具89式掷弹筒，每具掷弹筒有正副射手各一，其余皆为步枪兵（共9支）；每个步兵班人数均为15人，再加上小队长及其副手，共计62人。

日军第23师团则为乙种师团，该师团各级单位采用所谓的“标准”编制,与甲种编制的唯一区别在于其每班只有13人，故乙种小队应有54人。

八九式掷弹筒

二者相比，双方的步兵主力武器均为栓动式步枪，苏军每排多一挺轻机枪，且其可靠性要优于日军的同类装备，但日军基层单位在曲射火力方面则大大胜出；所以双方的总体火力大致相当，然而，苏日两军同样缺乏单兵自动火器。在诺门罕战役中，苏军投入的坦克和炮兵力量要大大超过日军，不过在近距离作战中，硬碰硬的白刃搏杀也是有可能发生的。

到二战结束之前，经历过苏德战场之残酷洗礼的苏联红军已经浴火重生，其对大纵深作战理论和诸兵种合成作战的实践也已锤炼到如火纯青的地步，苏联的地面力量可以当真无愧的说是世界第一，而反观其老对手日本关东军，其人员和装备却因为太平洋战争的吃紧而被大批抽调，留下的新兵士气低落，且其技战术水平不升反降，于是，到1945年8月9日苏联对日宣战之时，远东战事的胜负可以说是毫无悬念。

穷兵黩武的日本，连女学生都要接受拼刺训练

在为期仅数周的激战期间，围绕着边境防线，尤其是位于纽芬河筑垒地域和富锦县城及其南郊的战役要点，苏军与负隅顽抗的日军展开了残酷的白刃战；不过，就此时苏军步兵的装备编成情况而言，称之为“近距离交战”恐怕更为恰当。

根据苏联红军1944年早期下达的步兵排编成要则，苏军步兵排现采用4×9人的编制，另外再加上排长/排副/传令兵/两名狙击手，共计44人，其中每步兵班除1挺圆盘机枪外，还有2支PPsh冲锋枪；迫击炮排（含两门50mm迫击炮）则归连部直属。另外，每步兵连原本的3个步枪排，其中1个现已改为冲锋枪排，标准步枪排中所有的步枪全部用冲锋枪代替。苏军步兵完全可以通过密集炽烈的火力投送，来回绝日军主动发起的白刃挑战。陷入穷途末路的日军，只得再次祭出“肉弹攻击”的自杀战术，在二战濒临结束之际上演了一出出疯狂而又可悲的活剧。

每个苏军步兵连配备的冲锋枪排，极大提高了苏军基层单位的近距离火力密度

在美国独立战争和拿破仑战争时代，士兵们为了表达白刃决胜的决心和勇气，会在夜袭行动前取下火枪上的燧石，军官也会教导士兵说，你手中拿的“褐贝斯”，并不是一把真正的火枪，只是“一柄可以发射子弹的长矛”。而在今天，“刺刀见红”则更多的是一种对往昔荣光的传承，以及勇士精神之象征。

历史上有哪些草包将军？

不知道为什么一看到这个问题，我第一时间想到的竟然是吴法宪将军。相信应该有不少的小伙伴和麻花一样吧。毕竟吴法宪将军的儿子吴新潮先生都曾说吴法宪将军头上戴着两顶帽子，一顶是林帅的爱将，另一顶就是众人所传说的“草包司令”。

一想到有这样的可能性，麻花就觉得应该让大家了解一些真实的历史。

首先必须正视的一点就是吴法宪将军对中国革命是有功的，仅凭这一点就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对将军评头论足的。

而且借用张正隆先生《雪白血红》一书中的话来说就是林帅用人，用过好人，也用过坏人，但从来没用过草包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事实上，是因为吴法宪将军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从事政治工作，直接参与指挥作战的机会很少，所以才会有一部分不了解吴法宪将军的人认为将军是一个不会打仗的将军。

那么下面麻花就给大家还原一个相对真实的吴法宪将军。

首先就是在中国最艰难的那个年代，没有谁的成功是侥幸的，吴法宪将军也不例外。

1915年，吴法宪出生于江西省永丰县龙岗区君埠墟大安村，幼年‬时‬的‬将军‬念过‬几年‬私塾‬，有‬一定‬的‬文化‬基础‬。

在‬将军‬15岁‬那年‬，革命‬的‬烈火‬烧到‬了‬他‬的‬家乡‬。看尽‬了‬人世间‬苦难‬的‬将军‬第一时间‬就‬看到‬了‬革命‬是‬站在‬人民‬这边‬的‬，是‬先进性的‬，所以‬将军‬义无反顾‬的‬成为‬了‬其中‬的‬一份子‬，踏上‬了‬这‬条‬艰苦‬且‬漫长‬的‬革命‬道路‬。

当时正值国军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而且战火很快就蔓延到了距离大安村仅有20里的地方。

由于年纪尚小，吴法宪当时被安排到了儿童团担任团长。有了职务在身，将军顿感责任重大，但也勇敢的承担起了这份责任。

在战斗过程中，将军带领着儿童团的成员抬着三十多副担架不停往返于前线与后方，就为了尽量多的救回伤员，前前后后儿童团一共拯救了100多名红军战士。

不久之后，敌师长张辉瓒被活捉的消息就传到了吴法宪那里，聪明的他意识到战争即将胜利，于是他又带上儿童团的成员用最快的速度赶赴前线，这次他们要第一时间将胜利的消息告诉那些牺牲的红军烈士们，并将他们的遗体入土为安。

年纪轻轻就有这样的担当和勇气，注定了将军在未来一定会大放异彩。红军之后要离开大安村了，吴法宪很是不舍离开家人，尤其的是他的奶奶，得知吴法宪要跟随红军离开后哭得很伤心，毕竟吴法宪是她一手带大的，最后还是吴法宪的父亲一把将他推出了家门。

1935年3月，红军四渡赤水时，吴法宪被调到了红1师3团，在黄永胜将军手底下担任总支书记。

报到的当天下午4点，红3团就突然接到了师部的紧急命令，火速向乌江前进，强渡乌江，占领渡口，为全体红军突围杀出一条血路。

这一段历史在在电视剧《长征》有这么一个镜头，一个年轻的政委站在雨中做战前动员，语气坚定，而且信心十足，这个人就是吴法宪将军。

而且在接下来的战斗过程中，将军更是亲自指挥，带领部队一举夺取了渡口，还歼灭了两个连的敌人，为红军主力突破乌江天险做出了突出贡献。

战后红1军团对红3团进行了高度赞扬，其中吴法宪的名字就在第一位，由此不难看出将军在这场战斗中的重要性，这一年将军年20岁。

战争是残酷的，但也是令人热血沸腾的，因为有那些冲在前线与敌人厮杀的勇士们时刻触动着我们的骨子里那些不安分的细胞。

但我们经常会忽略掉兵法中常提到的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些同样是战斗，只是因为没有惊心动魄的场面而不为人知。

上面提到过，吴法宪将军擅长政治工作，这种擅长同样表现在战斗方面，将军就经常利用政治攻势打出一些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经典战例。

1945年春，新四军三师围困“伪军”于苏北阜宁城。由于阜宁城易守难攻，强攻必然会导致不必要的伤亡，平易近人且爱兵如子的吴法宪将军自然是不到万不得已不会轻易选择强攻的。

经过一番谋划后，将军认为城中的“伪军”绝大多数都是被迫加入的，而且根据侦查发现他们大多数都来自冀鲁豫地区，于是一条攻心之计就浮现在了将军的脑海中。

一天夜里，将军组织人手在射阳河上放上了许多河灯，上面载着新四军对“伪军”的政策慢慢飘向了阜宁城。

与此同时，将军还组织了一批冀鲁豫地区的官兵在阜宁城外高唱家乡歌曲，一时间阜宁城中的很多“伪军”士兵都被吴法宪将军唤起了思乡之情，纷纷表现愿意投诚，而且人数越来越多，顽固份子们已经明显有了压不住的势头。

而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将军让“伪军”的士兵家属写信劝降城中的“伪军”士兵。一时间阜宁城中竟然有2000人选择了出城投诚。

此一举，城中的顽固份子独木难支，不久后新四军就夺取了阜宁城。吴法宪将军用属于自己的战争艺术保全过不知道多少家庭，真正做到了把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

但凡在吴法宪将军手底下当过兵，任过职的人都说将军是一个性情温和，平易近人的好人，而且爱兵如子，往往队伍犯了什么错误，将军都会选择自己承担。

这就要说到辽沈战役期间，吴法宪将军和刘震将军在四野二纵搭档进攻沈阳城时，由于战术安排合理，且四野各纵队配合完美，士气高涨，所以沈阳的国军必然挡不住四野南下的步伐。

战役胜利后，二纵官兵仅留下一小部分战士维持沈阳城秩序以及看管仓库，其余战士连夜就撤出了沈阳城，在城外宿营，对人民秋毫不犯。

但还是发生了一点状况，负责看守仓库的二纵官兵们看着仓库内的东西很是眼红，武器装备他们不敢拿，但那些皮鞋、皮带、衬衣、罐头就没那么幸运了。

要知道二纵官兵当时的职责是看守仓库，他们并没有动用仓库里东西的权利，这个权利属于陶铸的沈阳军管会。

据当时有幸目睹这一切的人介绍，二纵官兵从沈阳的仓库中倒腾出了许多吃的、穿的，都堆成了一座小山，二纵官兵几乎人手都分到了至少一样东西。

虽然说这些东西迟早都会由军管会分发到各个部队手中，但二纵这样的行为明显是严重违反了纪律，吴法宪作为政委，是必须要阻止的，如若不然，他将会是第一责任人。但将军并没有，虽然当时是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吴法宪也没法阻止了。

不过将军并没有因为害怕但责任而怪罪将士们，而是自己一个人在战后总结大会上站出来主动承认错误，担当责任。

虽然罗帅在会上狠狠批评了吴法宪，并称要对他进行严厉的处分，但吴法宪将军并没有任何怨言，依旧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

试问如此爱兵如子且有担当的将军怎么可能是“草包”将军呢？我个人反而认为这样的将军才值得将士们跟随，也才能做到部队上下一心，如臂使指，最终战无不胜。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有良心的民族，凡事我们都以孝字当头，但当国家危难和自己家庭放在一起时，就成了一个难题。

吴法宪将军同样也和绝大多数先烈一样面对着这个问题，但他没有像廖龄奇将军那样大战在即时请假回家探亲结婚，而是选择了国家大业。

当然这里并不是要贬低廖龄奇将军，只是举个例子，而且这个问题本身就没有对错。

上面说到，吴法宪将军15岁离家参加红军，至此之后的数十年时间，他都没有时间再回到家乡哪怕离家已经很近的时候，他都只是远远的用望远镜朝家乡方向看一样，之后选择率部追击敌军。

而将军的家庭则因为他的关系，遭遇了不知道多少次“白色恐怖”，最疼她的奶奶死了，父亲也因此深陷囹圄，受尽磨难，是在乡亲的帮助下才得以离开监狱，他的父亲为了不拖累将军革命，并没有选择去寻找将军，而是一个人默默的以乞讨为生。

这一切，吴法宪将军都是知道的，但他没有为父亲做什么，因为他知道这样反而可能会害了父亲，让父亲再次遭遇“白色恐怖”。所以将军只能自己默默地承受着一切。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1949年春，将军得知了家乡已经解放，怀着忐忑的心情，已经走过了大半个中国版图的将军在南宁给父亲寄出了信件。

收到回信得知父亲还活着时，将军喜极而泣，这么多年，自己的不孝让父亲为自己承担了太多，于是他向四野首长请假要回家看看父亲，尽尽这些年落下的孝道。

奈何四野首长以战事紧急，等全国解放后，有的是时间为由，最终没有批准将军的请假。将军也以大局为重，没有再提请假之事。

然而将军再也没有了尽孝的机会，不久后将军就收到了家乡堂弟吴臣贤的来信，称老人在前不久感染痢疾不幸去世了，自己替老人处理了后事。

吴法宪问讯痛哭了一场，那天他什么人也没见，什么事也没做，将自己关在屋内哭了一天。

第二天，将军走出屋子，他决定痛定思痛，将来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来弥补自己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并将解放军总政治部批来的280元救济款全部‬寄回‬了‬家乡‬，拜托‬‬堂弟吴臣贤买副棺木、刻上石碑，重新安葬父亲。余下的钱，用来‬还老人生前所欠邻里。

‬自古忠孝两难全，如此难题下，将军坚定选择了革命，但也时刻关心着家中老父亲，虽然最终也没能见上老人一面，但不难看出将军并非不孝之人。

试问这样一个将军会是“草包”将军吗？

1981年，获准保外就医后的吴法宪将军在济南过着平凡人的生活，家里不大，陈设也比较简陋。

因为从小参军的缘故，导致将军连自己的日常生活都照顾不好，好在将军就是将军，打仗都不怕的人这点事情他很快就学会了，加之老伴的陪伴以及儿女的孝顺，将军晚年过得也算幸福。

平日里的生活，将军就如同一个平凡老人一般，早上陪老伴买买菜，看看别人下象棋，当然免不了和别的老头争个“鱼死网破”，下午就看看书，练练书法，吴法宪将军的书法造诣还是很高的，或许“草包”一词也有将军草书了得的因素在里面吧。

和邻里碰面，将军都会和大家打个招呼闲聊几句，拉拉家常。偶尔被人认出来，叫他一声吴司令好，他也会摆摆手笑着说自己不是什么吴司令，叫老吴比较亲切。

晚年的吴法宪将军依旧平易近人，毫无架子，和谁都能很快打成一片，这样一幅祥和盛世的景象不就是将军当年参加革命所希望看到的吗。

可见将军参加革命不是为了名，也不是为了利，为的就是人民安居乐业，天下太平。也正是因为如此，将军心态极好，并没有因为从高处跌落而一撅不振，反而安享晚年这太平盛世。2004年10月17日，将军因病逝世，享年89岁。

吴法宪将军凭借着自己在革命过程中的功劳得到了组织和人民的肯定，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并在后来成为了人民空军的司令员，虽然将军在后来走错了路，但一码归一码，将军的功劳不应该被抹去，将军的名誉更不容他人污蔑。

以锋利闻名于世的日本刀的破甲能力如何？

武士刀这种冷兵器，在中国也有着不小的知名度。在许多人的印象中，这是一种吹毛短发、削铁如泥的武器。

可事实上，一些锋利的武士刀虽然能够做到吹毛短发，但削铁如泥这种特性却是不存在的。甚至可以说，武士刀这种追求锋利度的武器，本就不是用来破甲的。

先来讲一个最有名的例子。美国有一档专门以武器为卖点的系列节目，叫做《致命武士》。其中一集里，节目组专门对武士刀的威力，进行过测试。

为了测试武士刀对人体的杀伤，主持人专门找来一位大力士，让他用武士刀劈砍生猪。

结果不出意外，这柄现代工艺制作的武士刀，直接将两头猪劈成两半，就连底下放的第三头猪也被劈开一半！武士刀对人体的杀伤力，由此可见一斑。

可在另外一项破甲测试中，武士刀的表现，却并不尽如人意。

还是这位大力士，持刀劈砍一件仿的制维京锁子甲。没想到大力士拼尽全力的一刀下去，锁子甲只有几个铁环出被武士刀砍出豁口，整体却一点事都没有。

从这一场实物实验来看，日本武士刀其实并不具备一些人想象的那种破甲能力。

这其实才符合常理，虽然物理学上，压强等于压力除以受力面积，所以理论上来说，刀刃越锋利，越能对铠甲造成伤害。

但现实情况不同于理论，武士刀并不是硬度无限不会磨损的铁器，相反，这种武器很容易出现卷刃之类的情况。

这就导致一个问题，越是锋利的武士刀，越容易在战斗中损毁，也越是难以对铁甲造成伤害。

从武器冶炼角度来看，开刃有平造刃、交蛤刃之分，前者开刃角度较小，利于切入，但很容易崩开；而后者开刃较大，能更好保存自己的锋锐，代价就是不够锋利。

如果工匠技术好，制作的武士刀的确可以对不着甲的单位造成恐怖杀伤，但想要像切割猪肉、布料那样，在坚固的铠甲身上达到“销铁如泥”的效果，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存在的。

从古代兵器发展的历史，我们其实也能得出类似的结论。在冷兵器战争中，最靠谱的破甲方式无非就是那么几种：

一是力量十足的强弓强弩，如宋朝的神臂弩和欧洲中世纪的英格兰长弓；

二是势大力沉具备一定重量的钝器，像北宋的破甲斧；

三是利用冲击力加成的重型骑枪，如南北朝时期直径最多能达到了就厘米的马槊。

当然了，不是说除了这些方式外，铠甲就在战场上无敌了，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方式最为靠谱，也最具有可行性。

在真实战场上，也有不少例外，比如欧洲重骑兵这类的铁罐头就经常被人拉下马割喉，重甲步兵互殴时也有人反握双手剑，用剑柄生生敲死对方的。

但纵观这些成功的例子，其实都是士兵们被逼无奈下的选择，属于个别人的艺高人胆大，大部分士兵还是达不到这样的作战能力的。

回到武士刀的问题，说实话，不仅仅是武士刀，大多数单手开刃兵器，都不擅于破甲。

这是由其结构本事身决定的。单手武器为了方便挥砍，重量大多在1.5公斤以内。超过这个限定范围，那么武器挥舞的速度和灵活度会急剧下降，实用性下跌。

而武士刀在这方面的问题，相对其他单手开刃武器而言，更加严重！

为了追求刀刃的锋利程度，武士刀开刃长，刀身更长，重量限制下，其刀刃本身的厚度更低，更容易在劈砍过程中崩断。

有人做过一个有趣的统计，自宋代开始，随着重装骑兵的再度兴起，中原王朝士兵剑的佩戴率开始上升，而刀则大幅下降。

这是因为面对这些重甲单位，手持长剑的士兵还可以用刺击破防，而刀对重甲则毫无办法。

难不成，日本武士刀就对重甲目标，没有丝毫抵抗力了么？

倒也不是。根据《纪效新书—长刀解》的记载来看，当时倭寇中的日本武士除了佩戴武士刀外，还会装备一把叫做“铠通”的短柄宽脊小刀，专门用来对付可能出现的重甲兵。

有人可能会觉得奇怪了，既然武士刀有着无法破甲的缺点，那为什么在日本战国时期，日本武士还会大规模使用这种兵器呢？

这是因为，对于当时的日本武士来说，破甲？根本不需要。

日本铁矿石却十分缺乏，这导致了日本军队没有大规模装备铁铠的习惯。而即使是那些已经装备了铁铠的士兵，其铠甲的厚度和重量都远远低于同时期的中国和欧洲。

要知道，南宋初期一件铁铠的重量就已经将近30公斤了，而即使是一些为了提高灵活性的半身甲，重量也至少在16公斤以上。

而日本战国时一件贵族所穿的战争用具足（铠甲），铁皮厚度就只有一个毫米左右，而重量呢，更是只有四公斤！

面对这种情况，日本武士们哪里还用找寻破甲武器呢？

日本资源匮乏，导致武器上面用料缩水的情形，在二战时期也比比皆是。例如日本的“豆坦克”，据说就连一些重机枪，也能击穿它薄薄的装甲，根本不需要动炮。

而且，到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所处的战国年代，西洋的火绳枪等黑科技开始传入，相继列装到战争各方的军队中。要破甲，有这玩意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