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迷网站_郭沫若为什么热衷于皇陵考古
书法迷网站，郭沫若为什么热衷于皇陵考古？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结束了长达几十年的战争时代，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考古学自然也不例外。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成立了考古文物相关管理部门，并且制定了保护文物的相关法律，在大学设立了考古专业，培养考古人才。
周口店和殷墟两处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址，曾因战争而中断，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恢复了发掘，此外在全国范围内，还有大量历史遗迹开始了发掘工作，考古热一时间席卷大江南北。
提到新中国的考古工作，就有一个绕不开的人，他就是郭沫若。
郭沫若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也是古文字学家和古代史研究专家，在考古学上的造诣很深。
建国前后，郭沫若因为在甲骨文研究上的巨大贡献，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后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郭沫若由于对历史学怀有浓厚的兴趣，建国后积极投身于考古热的运动中。
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文化遗址中，最有研究价值的莫过于皇陵，其中埋藏了一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物，因此，皇陵的发掘成为考古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从普通人的角度看，古代兴厚葬之风，皇帝作为全国最富有的一个人，他的陵墓中自然埋葬着无数奇珍异宝，价值连城。
从考古工作者的角度看，皇陵中埋葬的文物，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瑰宝，而且历史上的许多谜团，都必须要到皇陵中去寻求答案。
多年以来，由于国内国际局势动荡，发掘技术又十分落后，国家一直没有开展对皇陵的发掘工作。
1955年，朝鲜战争已经结束了两年，国内外局势趋于稳定，国家步入和平发展的新时代，而近几年各个高校又培养出一大批考古人才，郭沫若认为，考古的黄金时代已经到来。
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是明史专家，他连同郭沫若以历史探索研究、古为今用教育意义等理由，向中央提出申请，要求发掘明十三陵中的长陵。
明朝一共十六位皇帝，明太祖朱元璋死后葬于南京孝陵，建文帝朱允炆在靖难之役后下落不明，景泰帝朱祁钰死后被朱祁镇废去帝号，除了这三位以外，其他十三位皇帝全部葬于北京市昌平区的天寿山麓，被称作明十三陵。
长陵是十三陵中的第一座，即明成祖朱棣和皇后徐氏的合葬陵寝，规模最大，被称作十三陵中的祖陵。
郭沫若等人一上来就要挖十三陵中最大的一座，可见是踌躇满志，他的主要目的是认为朱棣的陵墓中藏有《永乐大典》正本。
《永乐大典》被称作“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约3.7亿字，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是朱棣在位期间的一项重要成就。
《永乐大典》的副本惨遭浩劫，大多毁于火灾和战乱，现今仅存800余卷且散落于世界各地。有传言称，正本藏在朱棣的长陵中，也有人说藏在朱厚熜的永陵中。
郭沫若和吴晗的发掘申请一经提出，立即遭到了众多考古学家的反对，其中包括文化局局长郑振铎和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鼎。他们认为，当下的发掘手段不够成熟，一旦贸然打开长陵，很可能给陵墓中的文物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当时中央认为，皇陵的发掘对于考古研究有着重要意义，而且之前已经有过多次发掘历史遗址的成功经验，最终批准了郭沫若等人的申请。
很快，吴晗和郭沫若等成立了长陵发掘委员会，经过一系列准备，开始了对明长陵的勘察工作。
出人意料的是，由于明长陵地势复杂，墓道难寻，工作小组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竟然没有找到地宫入口。
无奈之下，工作组又将目光放到了明仁宗朱高炽的献陵上，献陵规模较小，可以先积累一点皇陵发掘的经验。
工作组围着献陵又转了大半个月，却依然没有找到任何突破口，他们毕竟不是孙殿英，不能直接拿着炸药蛮干。
就在一筹莫展之际，工作组在一面三米多高的城墙上发现了一个塌陷的洞口，经过调查，发现这竟然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定陵入口。
万历皇帝在位48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十三陵中，他的定陵规模仅次于长陵，因此也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
既然误打误撞找到了定陵入口，发掘委员会的领导拍板，干脆就发掘定陵。
1956年5月17日，明定陵发掘工作正式开始，由于工作量太大，发掘委员会从附近农村雇佣了几十名村民，一同参与发掘。
经过长达一年的辛苦工作，他们才成功挖通了定陵地宫。
地宫中放着三口棺椁，分别是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位皇后，三人尸体均已腐烂，但骨架保存完好，头发依然保持着柔软。
定陵出土文物多达3000余件，其中包括各种金银珠宝、金丝玉帛、书法绘画等珍品，具有极大的考古价值，尤其是其中有600多件明代丝织物，工艺精美，价值极高。
同许多人之前担忧的一样，定陵发掘后对文物的保存和修复工作存在重大失误。
由于技术不成熟，加上当时雇佣的农民工缺乏文物保护意识，竟然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前提下，直接裸手将文物逐一取出。
由于仓促打开地宫宫门，一些名贵字画和丝织品接触到新鲜空气以后，迅速氧化发黑，甚至碳化成粉末，包括其中最珍贵的万历龙袍。
在发掘以后，由于安置文物的仓库过于简陋，不具备良好的保存条件，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许多文物又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
这些损失都是无可挽回的，许多珍贵文物就此彻底消失在世人眼前。
消息传回中央，许多历史考古学家痛心不已，郭沫若不可避免地背上了骂名。
定陵的发掘是中国考古历史上最大的悲剧事件，作为发掘工作的主导者，郭沫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尽管定陵的发掘成为一场悲剧，但郭沫若却并未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仍然想要推动对皇陵的发掘工作，他很快又盯上了唐朝的乾陵。
乾陵是唐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合葬陵，武则天作为历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她的陵墓中必然埋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据说其中就有王羲之的《兰亭序》真迹。
郭沫若向中央提出发掘乾陵的申请，这一次遭到了更加强烈的反对。
党中央通过定陵的悲剧事件，意识到以目前的技术手段，无法有效地保护皇陵中的文物，于是下达了一个全国性的通知，禁止国家所有部门和个人挖掘破坏帝王陵墓。
据说，周总理曾亲口拒绝郭沫若的申请，并提出十年不开皇陵的决定。
郭沫若的愿望落空，他到乾陵考察以后，还留下了一句诗：待到幽宫重启日，延期翻案续新篇。
从诗句可以看出，郭沫若对此并不甘心，还期待着有朝一日能打开乾陵地宫。
如今，许多个十年已经过去，国家再也没有组织发掘过皇陵，因为定陵的悲剧实在太过沉痛，需要考古工作者们对此进行深刻的反思和检讨。
郭沫若因为挖掘了一座定陵，背负骂名至今。
那么，回到我们的问题，郭沫若为什么如此热衷于皇陵考古呢？
其实，不只是郭沫若，所有考古学家都对皇陵充满了浓厚的兴趣，皇陵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从里面获取的文物，对于揭开历史谜团有着重要的作用。
哪怕不是考古工作者，作为一个普通人，对于神秘的皇陵也充满好奇，想要一睹各种珍贵典籍的真容，一睹历朝历代皇帝的风采。
之所以这个骂名被郭沫若背下了，只是因为他身在其位，他是中科院院长，是历史研究所所长，是发掘委员会的负责人。
郭沫若是定陵悲剧的罪人，但他对新中国的考古事业也作出了许多不可抹杀的贡献，比如对甲骨文的研究，他在全国首屈一指。
郭沫若的许多研究著作，是我国文物研究学界的经典。
尽管造成了历史悲剧，但郭沫若对于考古的研究从未停止，后来，他又主持了河北满城汉墓、成都凤凰山明墓、长沙马王堆汉墓等的发掘工作。
有了上一次的沉痛教训，郭沫若年过八旬，依然每一次亲临现场，嘱咐工作人员一定要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在这些方面，他是有一定的贡献的。
当然，再大的贡献也无法抹去定陵发掘的历史悲剧，时至今日，如何正确发掘并保护历史文物，依旧是考古工作者难以攻克的难题。
同时，哪怕是技术已经足够成熟，能够妥善保护各种珍贵文物，那就要主动挖开历朝历代皇帝的陵墓吗？这一样是一个拷问着人们内心的问题！
为什么王羲之没有真迹传世？
现存年代最早的书法真迹，是西晋陆机的《平复帖》，但陆机去世时才出生的大书法家王羲之，却没有一件真迹传世，这是一个悲哀，但也是历史的必然。究其原因，大约有以下几点：
一、纸张是有寿命的。我们知道，塑料难于降解，埋于地下，即便一百年过去，它还是塑料。所以国家倡导用易于降解的环保袋取代塑料袋。
纸张尤其是宣纸，素有“纸寿千年”之说，但即便是如此，一千年之后它还是要消失的。
对于这一点，写字有点年头的人应该有这样的经历：一些低廉的书画纸，如果保存不善，十多年或者几十年之后，纸上后出现一些孔洞，有些人以为是被虫蛀了，其实不是，它是风化了，寿命到了，因为书画纸的寿命也就几十年。关于宣纸与书画纸的区别，我在其他文章中介绍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看。
王羲之距今已有一千六七百年了，就纸张寿命而言，他的作品想保存下来已经非常困难了。而陆机的《平复帖》以及王羲之的远房侄子王珣的《伯远帖》能保存至今，只能说是幸运的。
二、战火的损毁。战争对古代文明、古代文化的损害，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在中国书法史上，损害性最大的莫过于唐代末期的五代十国时期，中原地区连年不断的战争，不但使得大量书法经典法帖被毁，尤其重要的是，它破坏了长期以来师徒心口相传的书法传承方式，古代书法笔法自此失传了，这也是宋代书法轻视笔法而注重性情的重要原因之一。
王羲之的书法作品经历了数个朝代更替的战乱时期，想保存下来确实难上加难。
三、保存条件不善。现代的图书馆中，重要的古藉善本，都保存在恒温恒湿的空调房中，每次取阅时，还得戴上口罩和白手套，就像捧着个新生的婴儿。古人哪有这个条件。
书法史上就发生过一件令人唏嘘的憾事。“楷书之祖”钟繇的《荐季直表》，鸦片战争时被英军盗出，后几经辗转被大收藏家裴景福购得，谁知裴家一佣人将之偷出，用油布包裹后埋于地下，一年多后取出，法帖已化作一撮泥土。
古代的很多作品大多入过土，比如王羲之的《兰亭序》。王羲之创作《兰亭序》后不久，即被他的老丈人郗鉴要走，后传给他的儿子郗昙。郗昙死后，将《兰亭序》带入地下，几百年后被人掘墓取出。经过此番折腾，《兰亭序》的寿命肯定大受影响。
在古代，作品进入皇宫内府，能保存下来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毕竟，只有皇家才能有较好的保存条件。
四、皇帝的自私。据记载，在王羲之去世六七十年后，他的作品就已经一纸难求了，因为很多人都在争相收藏，尤其是皇家。
收藏王羲之作品最疯狂的莫过于唐太宗李世民，据说他收藏的王羲之作品达1500余件。由于他痴迷于王羲之的字，所以当时有很多大臣想方设法搜寻王羲之作品来讨好他。最著名的是当时的御史萧翼，假扮落魄秀才，从和尚辨才手中骗得《兰亭序》献给唐太宗。
如果唐太宗将收集来的这些作品好好保存，并使之流传下来，那我辈说不定就可以一睹书圣风采了。可惜，太宗为了一己私利，竟将这些作品一古脑地带入了地下，也就断了后人的念想。
当然，后来温韬掘开李世民墓，并没有见到《兰亭序》和其他王羲之作品，也许，它们早已化作了一抔黄土或者一堆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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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有个性就是书法？
对于高端书法来说，没有个性就是平庸的代名词。
米芾就是一个最鲜明的例子，为了突出个性甚至是让自己的书法结构产生缺陷，这就是大书法家的突破！
有人可能会说，那可能是米芾本身的写字就存在缺陷啊？有这样想法的人可以看一看米芾早期作品的《方圆庵记》，中规中矩，飘逸洒脱，晋人风韵十足，堪称佳品，但是，米芾没有满足于此，而是剑走偏锋，把自己的书法提至险绝的巅峰，可是这一提使得他的字在右下方产生了缺陷！是缺陷！还是书法之美呢？
而正是这一缺陷使得米芾赢得大书法家的称誉，是历史少有企及的称誉！
这就是个性魅力！
到底是神宗不让他丁忧？
张居正是不想丁忧的。
张居正是明朝中后期的政治家、改革家，他辅佐万历皇帝开创了“万历新政”，即“张居正变法”。
变法的主要内容是制定了“富国强兵”、“欲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改革吏治，重用名将戚继光抗击倭寇、抵御鞑坦部落侵犯，同时治理黄河，鼓励农耕。在经济改革方面推行了“一条鞭法”，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役总为一体，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一条鞭法的推行益于农民，然而限制了大官僚地主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抵制。
公元1577年，即万历五年，张居正之父张文明在江陵去世，张居正照例报告“丁忧”。按照大明例律，他必须“丁忧”，也就是去官离职守孝三年后才能复出。但是当时是变法最关键时期，如果张居正“丁忧”三年，政敌必重掌朝政改回旧制，张居正深知“丁忧”的后果，于是就和内廷太监冯保密谋“夺情”。 授意 当时内阁次辅吕调阳、张四维，两人上疏援引先朝故事，请皇上谕留张居正在官守制，即所谓“夺情”。明神宗接到奏疏后，下旨夺情。张居正连上三疏乞恩回乡守制，神宗也连下三旨慰留，夺情遂成定局。对这种公然违背封建礼教的举动，自然引起了守旧官僚们的强烈反对，神宗廷杖了几名言官，才把朝野舆论强压了下去。史书谓之：“江陵〔张居正〕闻父讣，念事权在握，势不可已，密与保谋夺情之局已定，然后报讣。”〔《定陵注略·卷一江陵夺情》〕。并虚佯上疏乞恩守制：“如皇上之于臣，若是之恳笃者，此所谓非常之恩也。臣于此时，举其草芥贱躯，摩顶放踵，粉为微尘，犹不足以仰答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循匹夫之小节，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表面上乞恩守制，却暗示皇上不必拘于常理。张居正自己不愿守制，神宗、太后更不愿他离职守制。
第二年三月张居正归葬，请旨到九月份，神宗却命他五月份即返京，其间朝廷有关事宜需千里奔驰请示张居正。遂张居正在奉旨奔丧期间包括行路间一直事必躬亲、鞠躬尽瘁，执国事于掌握之中，运筹于帷幄之中，不管什么时候都没有耽误影响国事。
因长年带病工作，积劳成疾，张居正后来病重生命垂危。但即使在其病重的最后三个多月里，他处理了蒙古叛乱，用张佳胤平定浙江兵变和民变，任用李成梁取得镇夷堡大捷，使辽东安危解除障碍。不能进食时还念叨万历新政进展情况，嘱咐皇帝按照新政法规施行，必然能使明朝化解为难，立于不败之地。万历皇帝曾有说“先生功大，朕无可为酬，只是看顾先生的子孙了。”意思是：先生的功德今生没法报答完毕，我要对你的子子孙孙照顾有加。作为臣子，能得到主人的首肯赞扬，保证，再多的艰辛苦难都值得。
公元1582年，张居正病故。成就了巡抚顾麟对他的评价 “国器也”，他的二儿子张懋修说的“留此一段精诚在天壤间”。他曾写书言志“愿以身心奉尘刹，不矛自身求利益”，“天下之事，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君子处其实，不处其华，治其内不治其外。”的确如此。
临摹了一年圣教序？
一年时间，在书法学习的长河里，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首先要肯定你的收获，已经初具模样，有了王字的味道。
建议，一，结构初有，算找到王字的结字规律了，但有些字还生硬。二，笔力较弱，需要增加对线条质量的提高。三，还没有整体章法的意识，每张作品都要完整，即使是习作。
回到主题，还是要沉浸下去，多写，多看，多悟，更不能着急。以上建议，仅供参考并共勉。
寿且康
尚善若水细雨敲窗
唐诗三首
杜甫春夜喜雨
临苏轼黄州寒食帖
流云
临王羲之兰亭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