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仪铸字童年体_年字繁体的各种书体

• 汉仪铸字童年体，年字繁体的各种书体？
• 写字特别丑怎么办？
• 为什么生男孩叫添丁？
• 党项人是怎么占有四州之地的呢？

汉仪铸字童年体，年字繁体的各种书体？

年字繁体是：年，其各种书体各下：

写字特别丑怎么办？

写字若真的难看，先别想着练书法。难看，是有难看的原因的：

有的字写的邹皱巴巴的，笔画扭成一团，那就先把字写开点，笔画写清楚。

有的字，写的东倒西歪，结构松散，涂抹太多，那就尽量横平竖直，再写齐整吧！

还有的字，单个看还可以，但合在一起看，就难看了，那是因为字略大，把格占的太满了，整体看显得不齐整，显得密不透风了。

这种情况，需要把字写小点，有收有放。看上去就舒服多了。

还有的字难看，是因为到处锋芒毕露，笔画随意的夸张，甚至无原因的笔画要甩上一波，那就先稳下心，把自创的毛病都改下喽！

总之，若真的难看！

别急于练书法，难看到哪了，自己先认识到位！

为什么生男孩叫添丁？

添丁添口这个说法具有非常浓厚的历史色彩，里面包括的内涵很多，给大家做一个科普。

丁口这个词，主要和古代朝廷的赋税徭役制度密切相关，也和历代丁口税，丁口簿，丁口钱，丁口捐等阶段性政策具有逻辑上的延续关系。传统中国是要收人头税的，自秦汉起，按田地、人丁、户籍征收赋税，包括了实物形式、货币形式、力役形式三种。

公元前216年，秦始皇颁布了“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命令地主和有地农民自报占有土地数，按定制缴纳赋税。到了汉代时期，朝廷既要收田租，又出口赋，双轨并行（《汉书·食货志》）。也就是说，朝廷编户齐民体制内的成年人，以户为标准，按照人头来计算收人口税（丁口税），根据土地多寡收土地税（地税）。如果成年女性没有土地的话，则只收口税，不收地税。有土地的丁女，一切照常。

另外在汉代，除了口赋，还收算赋，也是人口税的一种，规定口钱是未成丁的人口税。比如汉武帝时期，民三岁以至十四岁，出口钱人二十三。自唐代之后，继承了魏晋南北朝计亩而税、计户而征的做法，受田丁男才交税，在均田制框架下，丁男(二十一岁为丁男)和十八岁以上的中男，各受田一百亩，其中八十亩为口分田，二十亩为永业田，需要按时交税。

隋唐时期，中国的赋税制度才基本完善和定型下来。但是，也有很多曲折，比如两税法之后以丁户为本的租庸调法就不再适用了。田赋的说法，一度也叫户赋，意思也有变化。其中田是指按田地征收的田租，最初赋是由军赋代金转变成的人头税，相当于不服兵役给朝廷的补偿，叫口赋。晋武帝在280年颁布了《占田令》，其中就规定：

在古代社会，由于土地相对稀缺，是农户最大的资产，因此土地分配大多以男性数量为标准，故而丁指代的是能担任赋役的成年男子，与当时土地制度有关。五代时期，吴、吴越、闽、楚的人口税叫丁口钱，又称丁钱，丁身钱。宋代的丁口簿籍，用于登记20岁（或21岁）至59岁的男丁姓名，用以摊派差役和丁税。明代行一条鞭法，征收货币地租，人口税的色彩和人身依附愈发弱势。

清代有一个转型。康熙五十一年宣布，以五十年(1711)的丁银额为准，以后即使额外添丁，也不再多征丁口税，因此叫作圣世滋丁，永不加赋。

雍正也进行了大幅度改革。到了清朝雍正二年（1724年），以丁粮摊入地粮内合一征收，故称为地丁，人口税和土地税合二为一，废除了以前的“人头税”。丁银就完全随粮起征，成为清朝划一的赋役制度。可以说，丁银和田赋统一以田亩为征税对象，简化了税收和稽征手续，是一个进步。这也是经济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活跃，土地税虽然还是大宗，但是在清代财政中已经占据比较小的比例了。

不过，丁口这个传统说法的影响很深远，包括香港以前的住宅改革，新界原居民中的男性后人，也就被称为是丁，获准兴建的房屋就叫做丁屋，丁有丁权。

丁既是一种权力，也是一种义务。在古代，生下男孩可以分地叫添丁，生女孩为添口，都是传统制度下的产物。例如，我们当下经常说的某某家里有几口人，有几个劳动力，这个劳动力就可以大致约等于丁，只是不再具备古代的赋税色彩了。人丁兴旺土地多，是普通老百姓最大的愿望。

除此之外，中国古代还有类似于丁粮(对男丁征收的粮食)，丁力(一男之力，引申为劳力)，丁女(能担任力役的成年女子)，丁奴(二十岁以上的成年奴仆) 等一些派生性说法。

党项人是怎么占有四州之地的呢？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西夏是宋朝对西夏的称谓，他们称自己为大白高国。西夏立国是在李元昊时期，占有四州之地也是李元昊时期的事。所谓的四州是指河西走廊的四个州，即瓜州、沙州、肃州、甘州。

下面我就详细聊聊西夏国：

一、党项的兴起与族源

党项是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之一,本西羌之一支,原居青藏高原。汉文典籍有关党项的记载首见于唐魏征等所撰的《隋书》,《隋书党项传》记魏、周之际,数来扰边,但《魏书》、《周书》不载党项事。其后唐李延寿撰《北史》、杜佑撰《通典》，五代、北宋修纂的《旧唐书》、《新唐书》、《五代会要》、新旧《五代史》、元修《宋史》等都有党项专传,这些史书中或直接称党项为“党项羌”)。

西羌与党项的关系,据《旧唐书·党项羌传》记述:“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汉西羌之别种也。魏、晋之后,西羌微弱,或臣中国,或窜山野。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后汉书西羌传》记载的汉代西羌主要居地是:”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赐支者，《禹贡》所谓析支者也。”赐支,或析支,即指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曲一带地方,这里是羌族发源之地。

古析支既是党项初起的居住中心,则他们当与西羌同源。早在汉代西羌曾大量内徙于河陇及关中一带。遗留在原居地的广大羌族在西晋末为吐谷浑所统治,其势微弱。自西魏废帝元年(552年)至北周保定四年(564年),附属于吐谷浑的宕昌(中心在今甘肃宕昌)和邓至(中心在今四川九寨沟县)两个羌族小政权相继为西魏和北周灭亡之后,“党项始强”。以后,宕昌、邓至有部分融入党项,成为其组成部分。故《隋书·党项传》称“其种有宕昌、白狼”云。

因此可以说,党项羌应是汉魏后居于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的西羌诸部发展而来,是居于这些地区的西羌,在北周后的泛称。

自北周后,党项羌兴起,其分布地域,据《隋书·党项传》的记载:“东接临洮(今甘肃岷县),西平(今青海西宁市),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到唐代初年,活动范围有所扩展,史书记述亦较准确。

《旧唐书·党项羌传》记载:“其界东至松州(治所在今四川松潘)西接叶护(今新疆若羌)南杂舂桑、迷桑(今青海、四川交界处,果洛、阿坝藏族自治州一带)等羌,北连吐谷浑(今青海北部,甘肃南部一带),处山谷间,亘三千里。”

关于党项人的发源地,据20世纪初黑水城遗址发现的西夏文献中一首记载党项祖先的颂诗称:“黔首石城漠水边,亦面祖坟白河上,高弥药国在彼方。”

20世纪初以来,中外西夏学家对诗句进行过多种译释考证,说法不一,但基本肯定是一首记叙党项祖先发祥地的史诗。即“黔首”与“赤面”指党项人,因其脸色黝黑,并用红颜料涂面。

“白河”即今嘉陵江上游白龙江,古称白水。“弭药”是党项人自称,后吐蕃沿用此名。该诗概述党项羌的原分布地是在今青海、甘南和四川西北一带,与汉文典籍记载相合。

《旧唐书·党项羌传》记党项有八部:“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姓之中复分为有小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而拓拔氏最为强族。”

除上述党项八部外,据两唐书《党项传》记载,在赤水(今青海共和)以西有“黑党项”与居于河西大积石山的雪山党项两大党项部落。

二、党项的内迁

唐贞观年间,在党项拓跋部内附前后,地处青藏高原的吐蕃强盛起来,不断出兵攻击党项诸部,与唐争夺凉、松、茂、將(今四川西部和西北部、甘肃东南部)诸州地区。贞观八年(634年)吐蕃“进兵攻破党项及白兰诸羌”。

十二年(638年)吐蕃进攻唐松州,松州都督府所辖的党项羁縻州阔、诺(今四川松潘西)二州刺史、党项羌酋以州叛归吐蕃。唐高宗继立后,吐蕃势力开始向北扩张,到唐仪风年间(676-679年),吐蕃更是不断寇扰唐部、廓、河、芳、扶、松等州。到永隆元年(680年)前后,“吐番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嵩等州相接。其时,些党项羁縻州开始废置,或处于“或臣或否”的状态之中。

一些党项部落开始向内地迁徙。到开元(713-741年)中,在吐蕃势力愈炽、唐军屡屡失利的情况下,党项拓拔部上表唐朝,请求内徙。玄宗同意拓拔部的请求,下诏移静边州都督府至庆州(治所在今甘肃庆阳),安置其众。辖下的二十五个羁縻州的党项部落,也随着一道内迁。主要的党项拓拔部及野利部。从开元年间从松州到庆州的迁徙,是党项拓拔部的第一次大迁徙。

党项的内徙并不是唐朝有计划地按原党项羁縻州进行内迁,而是他们以姓氏、部落为单位自发的、陆续向北迁徙。内徙党项的分布,据些史书的记载,主要在陇右道的洮、秦、临等州及关内道的庆、灵、银、夏、胜等州之内。在这种情况下,唐朝才又复置或重置一些党项羁縻府州,寄治于庆、灵、秦等州。

唐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全力对付叛军。河陇空虚,吐蕃乘机出兵攻占河陇诸州,并向关内进逼。内迁的党项乘机向南寇扰邠(治所在今陕西邠县)、宁(治所在今甘肃县)等州。

内徙党项的第二次迁徙起于安史之乱后的至德年间,到永泰元年,前后约十年。这样,经过党项第二次大迁徙,内徙党项逐渐集中到灵、庆、夏、银、绥、延、胜等州。

内徙党项部落经过第二次大迁徙后,逐渐按地域形成为几个大的部落集团。史书记载有以野利部为主的“六府部落”,以拓拔部为主的居庆州陇山之东的“东山部”和居住在“地惟沙碛,谷称平夏”之地的“平夏部”。

据史书记载:党项诸部经过第一次大迁徙后,其留在原居地迁的党项部众为吐蕃役属,成了吐蕃的“奴部”,吐蕃称其为“弭药”。

三、党项拓跋部的崛起

有关党项平夏部首领拓跋思恭活动的记载,始于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年),《旧唐书·僖宗纪》:中和元年正月“夏州将李思恭等行营诸军并赴京师讨贼”,三月“夏州节度使拓跋思恭等同盟起兵,传檄天下”等。

在平定黄巢起义的过程中，拓跋思恭因功被唐朝赠夏州节度号为“定难军节度使”。中和二年(882年)僖宗又以拓跋思恭“为京城西面都统、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旋即加封四面都统权知京兆尹。贼平,兼太子太傅,封夏国公,赐姓李。按史载黄巢起义军最后被镇压,是在唐中和四年(884年)七月,则拓跋思恭封夏国公,赐姓李氏当在此时。

至此,党项平夏部、拓跋氏集团,乘黄巢起义军倾覆唐朝的机会,得以割据夏、绥等州,成为名副其实的唐末藩镇之一。

唐朝虽然最后镇压了黄巢起义,但其本身在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更加衰弱了。在围剿起义军的过程中,诸藩镇势力得到壮大。

思恭卒时,为保存夏州实力暂由其弟思谏继任节度使,过了一年思恭子成庆势力增长、思谏即主动将节度使一职让与成庆。后成庆卒,思谏复任节度使,由于成庆任节度使时间不长,思谏前后均任此职,故《新唐书·党项传》略去成庆,而直书思谏继思恭为定难军节度使。

唐未，党项拓跋氏崛起,并达到极盛阶段,名兼四镇(定难、保大、静难、宁塞)实领定难、保大三镇之夏、绥、银、宥、鄜五州之地,但以其实力远不能与关中及中原、河东诸镇争强,在唐末藩镇激烈的争斗中,保大军节度使拓跋思敬为李茂贞所逼,离开自己领地降于朱全忠。定难军节度使拓跋思谏不得不依附于朱全忠,从而保住党项拓跋氏割据夏州的势力。

五代时期的夏州党项割据势力,名义上先后依附于北方的梁、唐、晋、汉、周五个政权,受其封号,朝贡不绝,而实际上保持着相对的独立,虽屡遭挫折,仍得以周旋维持,并得到进一步的壮大与发展。

三、西夏建国前的准备

1.李继迁收复故土

当赵匡胤篡夺后周政权,建立宋朝,是为宋太祖,改元建隆，夏州节度使李彝殷闻赵匡胤即帝位,立刻遣使奉表称贺,并避太祖父弘殷讳,改名彝兴,以示归附。宋太祖嘉其行,仍令“使守太尉”。李弊兴为讨好宋廷,曾主动出兵抵御北汉对宋朝的侵扰,并向宋朝贡奉马匹与牦牛;宋太祖亲命工匠治玉带赐彝兴,笼络其感情。

宋乾德五年(967年)九月，李彝兴卒,子李光睿继位。开宝五年(972年)李光睿闻宋太祖解除诸将兵权,遣使表请入朝诏令不许。九年(976年)率兵助宋攻北汉。太宗即位,改元太平兴国元年(976年),李光睿避太宗讳改名克睿,太宗嘉其助讨北汉之功“加检校太尉”。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五月,李克睿卒,子继筠嗣位,四年三月,宋太宗亲征北汉,继筠遣将于黄河列寨,东渡黄河略北汉地以张宋军之势。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十月,李继筠卒,因子幼不得嗣,以其弟衙内都指挥李继捧嗣为留后。

其时,夏州李氏政权内部因继承问题发生内讧,银州刺史李克远与弟克顺等率兵袭击夏州,被李继捧处死。七年(982年)三月,李继捧从父，绥州刺史李克文上表宋廷,要求令继捧入朝,免生变乱。太宗即遣使诏命李克文权知夏州,以西京作坊使尹宪同知州事。李继捧被迫于五月举族进京,向宋朝献出夏州节度使所属“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留居京师。

自李继捧入朝,族弟李继迁,时任定难军都知蕃落使,因与李克文不和,故率领自己的部下居住在银州。不久,宋廷派使臣诏令“护送李氏缌麻以上亲赴阙”,继迁才知李氏的五州之地已献宋朝。继迁遂召集弟继冲、亲信张浦等共谋对策。最后根据张浦对夏州拓拔内部与宋朝形势的分析,确定“走避漠北,安立室家,联络豪右,卷甲重来”的战略。

于是,李继迁诈称乳母死,出葬郊外,藏兵器于棺中,率数十人出奔夏州东北三百余里的地斤泽(今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东北)。继迁并出示其曾祖拓拔思忠画像,吸引党项拓拔氏部族参拜,以恢复祖业相号召,积聚势力。

在宋辽持续对抗之时，李继迁利用这个机会，主动与辽结盟，欲借助契丹对付宋朝以图恢复祖业。至道二年(996年)三月,李继迁侦探清楚宋军将押送四十万石粮草到灵州,遂亲自领军于灵州通路浦洛河(今宁夏灵武南),截获了这一批粮草,然后进围灵州,聚兵困城。宋五路出师救援,李继迁采用灵活的迂回战术,使宋军人困马乏,无功而还。

至道三年(997年)二月，宋太宗卒,真宗赵恒即位。十二月,李继迁受诏致哀“遣牙校李光祚至京修贡,表求蕃任,意不得夏州不已也”。真宗“姑从所请”,下诏特授李继迁“夏州刺史,充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复赐姓名,加食邑千户,实封百户,益功臣号。赐赍甚厚”。从此被李继捧丢失了十五年的党项李氏故土又得到恢复。但是,这时候的李继迁,已非收复故土而能满足了。

2.迁都灵州

灵州位于夏州西面,倚负贺兰山,带引黄河,地理形势十分重要,为唐、宋时代西北边疆的屏障。灵州以西,古代丝绸之路要道河西走廊上,主要散居着回鹘部落,西南则是吐蕃部落分布地区。因而灵州成了宋朝以及回鹘、吐蕃、党项各族势力争夺的焦点。

李继迁屯驻积石河后,西州回鹘可汗禄胜和六谷部首领潘罗支都奏请宋朝讨伐李继迁，故李继迁确定了“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然后长驱南牧”的战略方针。宋朝深知灵州的重要,但两次粮运被截走的事实,使宋朝深感坚守灵州重镇之难和失去灵州的后果之严重。

咸平四年(1001年)八月,李继迁以万骑攻灵州不克,令士兵垦种四旁膏腴之地,对灵州进行长期围困。九月,遣牙将赵光允以向宋朝贡马之名,暗中潜入定州、怀远、保静、永州、清远军等河西五镇,使灵州成为孤城。咸平五年(002年)一月,灵州陷落,知州裴济死难。

李继迁政占灵州,爱其山川形胜，打算从夏州迁都于此。其弟李继援说:“银、夏系累世经营,祖宗灵，实式凭之。今恢复未久，遽尔迁弃，恐扰众心”。李继迁则认为“从古成大事者,不计苟安；大功者,不徇庸众。”西平北控河、朔,南引庆、凉据诸路上游，扼守西陲要害。若缮城浚濠，练兵积粟,一旦纵横四出,关将莫知所备。且其人习化风,尚礼好学,我将藉此为进取之资，成霸王之业,岂平夏偏隅可限哉!”这表明了灵州地理位置的重要和李继迁的雄图大志。

3.攻取河西走廊

李继迁建都西平府后立刻向河西走廊扩张。咸平二年(1000年)十月，李继迁以声东击西的战术,扬言出攻环、庆,而暗中移兵轻取河西重镇西凉府(治所在今甘肃武威)。西凉既得、灵州有了巩固的后方,“有灵州则绥、宥之势张,得西凉则灵州之根固”。

一个以“绥州为首,灵州为腹、西凉为尾的庞然大物,初次出现在宋朝西北疆域的平沙瀚海中。正当李继迁新取凉州,自觉大势已定、踌躇满志之时,他不听张浦的劝告,轻信了新任宋朔方节度使吐蕃首领潘罗支的伪降。潘罗支乘其不备,秘密集结归附宋朝的数万吐蕃兵马,在继迁受降后回西平府途中设伏，李继迁中箭因伤死去，子李德明立。

李继迁临死时,一再嘱咐德明“倾心内属”依附宋朝。是他看到了党项政权的实力还不能同宋、辽争雄。景德三年（1005年）李德明派遣使臣到宋朝进贡,请求和好。宋真宗决定改变对“国危子弱”的西平政权的强硬态度,实行“姑务羁縻,以缓争战”的招抚政策,以缓和对外矛盾,巩固内部统治,粉饰太平因而接受了德明的求和。

宋朝提出的媾和条件是:复授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封西平王,颁赐银万两、绢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给予内地节度使的薪俸,许党项人进入内地贸易往来;撤消青盐内输的禁令。

同时要求德明履行以下七事:

(1)归还灵州。(2)止居平夏。(3)遣子弟入宿卫。(4)送还被俘宋朝官吏。(5)解散蕃、汉军队。(6)释放被俘宋朝兵民。(7)边境发生纠纷向宋朝禀报处理。

在七项要求中,德明不同意归还灵州和送子弟作人质两项,因此宋朝对允许党项人进入内地贸易和撤销青盐禁令两项也作了保留。

经过双方讨价还价,最后于宋景德三年(1065年)九月,正式签订了和约。李德明和宋朝缔结的和约,给党项西平政权带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环境。

从此，李德明解除了东顾之忧,专力西向扩张以完成李继迁制定的“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鹘锐兵”的方针 。

从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到天圣四年(1026年)，李德明同河西走廊地区的甘州回鹘(河西回鹘)进行了六次争夺甘州的战争,每次都遭到失败。直到天圣六年(1028年),其子李元昊领兵攻打甘州,一战告捷,攻破甘州城,甘州可汗夜落隔通顺王仓皇出逃。元昊以攻陷甘州之功,被立为“太子”。

击败吐蕃,占领凉州,是李德明征服河西的又一重大军事行动。从咸平六年 (1003年)李继迁在攻占西凉后中箭身亡,四年后,李德明又 一次夺取西凉,不久又被回鹘夺回。此次元昊攻取甘州之后,固守西凉的回鹘人失去了大本营。宋明道元年(1032年)九月,德明令元昊率兵攻打凉州。元昊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吸引宋兵到环庆一带,使回鹘失去戒备,然后出奇兵突袭凉州。吐蕃六谷部众一部分投降,一部分归附湟水流域的确厮罗部。六谷部作为凉州吐蕃的政治实体宣告解体。

景祐三年七月,元昊攻下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回鹘，随即西进再克沙州(今甘肃敦煌),扼守了河西走廊的西大门,回师途中顺手把肃州(今甘肃酒泉)也占领了。至此,元昊彻底控制了河西走廊，最终结束了甘州回鹘在这一地区的统治，而与河湟吐蕃则大体以今天的大通河为界确定了双方的势力范围。

四、西夏王朝的建立

1.建国前的准备

宋明道元年(1032年)十月,李德明病死，其子元昊在兴州(治所在今宁夏银川市)继承了夏国王位。

李德明死后元昊分别派遣使臣向宋、辽两国报哀。辽遣使册封元昊为夏国王。宋朝则“授元昊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定难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西平王”。

但是、元昊的抱负志在摆脱宋、辽王朝的羁管“为帝图皇”,建立独立的党项族政权。早在青年时代,他曾对李德明臣服宋朝、完全照搬中原习俗制度的三套做法不满,提出了:“衣皮毛、事畜牧,性所便,英雄之生,当王霸耳,何锦绮为?”的质问。

所以元昊继位后,立刻进行了系列突出党项民族特点和增强民族意识的改制：

废除唐、宋“赐”给党项主族拓拔氏的李、赵姓氏,改姓“嵬名氏”，自己更名曩霄,称“兀卒”(可汗)。改宋明道二年(1033年)为”显道”以避父讳。次年,自建元开运,又改广运。

元昊下秃发令,“元昊欲革银、夏旧俗,先自秃其发,然后下令国中，使属蕃遵此,三日不从,许从共杀之。于是民争秃其发,耳垂重环以异之”五月,升兴州为兴庆府,在城内大兴土木扩建宫城,广营殿宇。

在服饰上,既表示不同于中原帝王又区别于党项贵族,即仿吐蕃赞普服饰“衣白窄衫,毡冠红里,冠顶后垂红结绶”,并规定文武官员和庶民服饰。

最能表现元昊民族意识的是,在他继位之后即开始创制记录党项族语言的文字，他命大臣野利仁荣等仿汉字创制党项族语言文字,编纂成12卷，史称“蕃书”,西夏尊为“国字”,后人称西夏文字。

党项社会从唐宋迁居夏州一带近二百年中,处于汉族封建生产方式的包围之中,深受汉族先进的生产方式与封建文明的影响。元昊称帝建国标志着党项封建制的初步形成,而封建制的形式,最便当不过的是照搬中原王朝的一套。

从李继迁时期的”潜设中官,全异羌夷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到李德明时期的“大辇方舆,卤簿仪卫,一如中国帝制”,都足以说明。由于李元昊认识到这一点,故在建国前实行的旨在恢复民族意识的措施与改制中,从根本上说仍然脱不掉中原王朝的窠臼。

如仿宋朝官制建立的中央官制体系,建国后又仿宋制进行改革;采用宋朝宫廷朝贺仪式。推广仿汉字创制的西夏文字,并用以翻译汉文典籍《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向宋朝献马求取汉文“大藏经”,并译为西夏文。就连首都兴庆府的建设规划布局和特点都仿唐都长安、宋都东京,如城门以“光华”、“南薰"等命名,城市内外,街坊道路,丽园精舍,凌云高塔也莫不如此。今存宁夏银川贺兰山东麓的西夏皇陵,始建于李元昊时期,民间称“昊王墓”,其陵寝制度“仿宋巩县宋陵而作”。

2.称帝与稳定政权的努力

元昊大庆三年(1038年)十月十一日,元昊在野利仁荣、杨守素等亲信大臣的拥戴下,在兴庆府南郊筑坛,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国号称大夏,史称西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并大封群臣,追谥祖父李继迁为神武皇帝,庙号太祖,墓号裕陵,祖母野利氏为顺成懿孝皇后;父李德明为光圣皇帝,庙号太宗,墓号嘉陵，母卫慕氏为惠慈敦爱皇后。又封妻野利氏为宪成皇后。立儿子宁明为皇太子。

次年，正月,元昊以臣子的身分遣使给宋仁宗上表,追述和表彰他的祖先同中原王朝的关系与功劳,表明其建国称帝的合法性,要求宋朝承认他的皇帝称号。得到的回应是预料之中的,宋朝不愿承认元昊的帝位,并且下诏“削夺赐姓官爵”,停止互市。宋朝在宋夏边境张贴榜文,悬赏重金捉拿元昊,或献其首级。

元昊也立即断绝同宋朝的贡使 往来、频繁派岀细作到边境刺探军情,煽诱宋朝境内的党项和汉 人投夏。遣人向宋朝投置“嫚书”:指责宋朝背信弃义,挖苦宋军 尤能。又借辽朝的势力威助宋朝。夏宋之间的战争终于不可避免 。

从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1040年)至五年,元昊向宋朝发动了多次进攻。较大规模的战争主要有三次:即天授礼法延祚三年，正月延州(今陕两延安)附近的三川口战役;四年二月,镇戎军东南六盘山地区的好水川战役;五年秋镇戎军西北的定川砦战役。三大战役,都以元昊大获全胜告终。元吴为此踌躇满志，声称:“朕欲亲临渭水,直据长安!”而宋朝宰相吕夷简连连惊呼“一战不及一战,可骇也!”连年战争使夏国民穷财尽,人怨沸腾, 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加剧,境内部族人民纷纷起而反抗,或逃奔 宋朝。

夏国兵力到战后已处于"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 的境地。特别是由于战争爆发,宋朝停止了对夏国大宗银组、 钱的“岁赐”,关闭了边境榷场,禁止夏国所产青白盐入境,使夏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基于夏国内外原因与实力,元昊认识到战胜地广人众的宋朝绝非易事,故试探向宋朝求和。而其时夏、辽关系的恶化是促成夏、宋媾和的重要原因。从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1043年)正月,到次年六月,夏宋双方使臣经过持续一年多的频繁往来,讨价还价,终于达成了协议。元昊以“夏国主”的名义向宋称臣,但元昊接待宋使不用臣礼,以维护元昊“帝其国中自若也”的形象。

至此，一个稳固的西夏王朝才算正是步入正轨，经过三代父子的努力，西夏终于成为可以于宋、辽三足鼎立的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