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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之法施行130年出现秦帝国？
导语：
公元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嬴政取三皇五帝之名自称为“皇帝”，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秦始皇只用了短短15年的时间，几乎没有费多大力气，就先后灭亡了韩、赵、魏、楚、燕、齐、秦六个国家，结束了春秋战国几百年的纷争。其实，统一六国并非只是秦始皇一代人的功劳，而是连续六代君王的不懈努力才造就了强大的秦国。秦国的强大，离不开战国时代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商鞅变法。经过商鞅变法，秦国才能做到六世君王，六代霸业。
秦始皇死后，秦二世胡亥继承皇位。但是与秦国六代明君不同，秦二世胡亥却是一个昏庸无能之辈。秦二世胡亥宠信宦官赵高，对于苛刻的秦法，非但不加以整改，而且变本加厉。秦二世在位期间，秦朝大兴土木建造宫室，肆意榨取在秦始皇时代就已经透支的民力。整个秦朝，在严苛的秦法和滥用民力的影响之下面临崩溃。终于，不堪暴政的秦朝农民陈胜吴广揭竿而起，起义仿佛星火燎原一般席卷整个帝国。秦朝最终灭亡，随着悠悠岁月掩埋进历史的尘埃。
从秦孝公的商鞅变法到秦始皇一统天下1.夹缝之中求一隅之地一百多年前的秦国，非但没有秦始皇时代强大，而且是一个西陲弱国。西有义渠连年骚扰，东有大魏虎视眈眈，南有楚国枕戈待旦。秦国终日在西北边陲与戎狄争夺土地，此时的秦国真可谓在夹缝之中求得一隅偏安。
秦献公时代，秦国与魏国为争夺河西之地而战火连连。在河西之战中，魏武卒大败秦军，魏国夺得河西全部土地，秦孝公受重伤而退。秦献公因心声愤恨，加之重伤不愈，不久便溘然长逝。
2.变法中兴，一雪国耻秦献公之子，21岁的嬴渠梁即位，是为秦孝公。秦孝公是一位极具雄心抱负，而又智勇双全的君王。他为了能够一血国耻，夺回河西，恢复穆公霸业，决定向天下发出《求贤令》。希望能够广纳人才，辅佐他兴复赢室。
“昔我缪公自歧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徒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秦孝公的《求贤令》，追忆穆公时代的霸业，历数如今秦国的危难，希望能够募得良才恢复穆公伟业，并发出了“与之分土”的罕见承诺。秦孝公的《求贤令》可谓千古第一令，深深地触动了东方士子希望建功立业的心。《求贤令》一发出，东方六国游学仕子纷纷赶赴秦国求职。日后辅佐秦孝公完成变法，夺回河西的卫鞅就在其中。
卫鞅是魏国丞相公叔痤的门下弟子，早年曾经求学于鬼谷子，研习法家、兵家等等学问。他特别喜欢与人辩论天下大事，在魏国民间小有名气。公叔痤知道卫鞅的才华，但是由于嫉贤妒能一直不肯向魏王举荐商鞅。公叔痤在弥留之际，终于向魏王举荐了商鞅，但是魏王却不重用商鞅。于是，商鞅在接到秦国《求贤令》之后，便决心赴秦另谋高就。
商鞅入秦之后，遍访秦国山山水水，结合自身所学，制定了一套时下对秦国行之有效的法律。在秦孝公的全力支持下，商鞅在秦国进行轰轰烈烈的变法。商鞅变法主要在“耕”和“战”两大主线上进行，“以严苛残酷的严刑峻法贯穿其中。“耕”服务于“战”，战争才是商鞅变法的主题，因此，商鞅变法是一个临时战时法律。
为了服务于战争，商鞅废除分封制，改为更利于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并下设县、乡、里等。将五户人家编为一伍，十户人家为什。一旦有一家犯罪，假如伍和什都不举报的话，也要收到相同的处罚。就这样因为连坐法，秦人人人自危，一人犯罪争相举报。
在“耕”这条主线上，废除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井田制”，将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奖励农民开垦荒地，史称“开阡陌”。土地产量高，可以获得一定奖励，产量低要收到惩罚。商鞅变法废除了沿袭已久的奴隶制，使得已经沦为奴隶的人重新成为自由的国民，极大的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在“战”这条主题上，商鞅建立军功授爵制，以斩获敌人士官的头颅数来获得爵位，这也就是“首级”的来历。斩获一个首级，作为奴隶的家人可以成为平民，斩获两个首级，犯罪的家人可以被释放。一个首级就能够晋升一个爵位，改变家境，首级越多地位越高，甚至一个奴隶也可以通过战争升级为将军。因此，在战场上秦军在利息的驱使下才可以毫无人性的厮杀，这也就是“虎狼之师”得来历。
商鞅通过新法，把整个秦国捆成一团，更利于统治。并且，一旦有战事开始，秦国可以全民皆兵精准地投入战场。商鞅变法后的秦国，更像是一部战车，他将全国的各个阶层都有效的组织起来，为战争服务。
秦孝公和商鞅二人，可算是千古君臣的典范。秦孝公将整个国家的治理托付给卫鞅，他们相互信任，相互合作，共同治理秦国。以至于在十年之后，秦国便可以迅速发展起来，在河西一雪前耻。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过秦论》3.纵横捭阖，逐渐崛起秦孝公之后，秦惠文王嬴驷即位，这位年轻人刚一即位就面临着重重危机，在内：公伯赢虔和太傅甘龙一直想要推倒新法，维护贵族利益。在外：魏国经过河西一战仍然想重新夺回河西的全部土地。于是，秦惠文王为了稳定国内，在赢虔和太傅的威逼之下，以谋反为名车裂商鞅。稳定了局面之后，秦惠文王嬴驷便开始对以甘龙为首的老贵族进行了清洗。秦惠文王不但没有推倒新法，而且更加拥护商君之法。秦惠文王在商君之法的框架下，任用张仪、赢疾、司马错等人，收复了秦国故土，在诸侯之间逐渐崛起。
4.扫清六合，一统八荒秦惠文王之后，在秦昭襄王时期，秦国已经成为和赵国、楚国并列的三大强国。白起攻打楚国，水淹郢都，致使楚国国力一落千丈。后来的长平之战，秦昭襄王以白起为大将军歼灭赵国主力，坑杀了赵国举国男丁。自此，山东六国再也没有能力与秦国抗衡阻挠秦国东出大策。
秦始皇秦政之后，便开始了统一六国的步伐，他几乎以一年灭一国的速度，先后拿下韩、赵、魏、楚、燕、齐。除了楚国有些费劲之外，秦始皇几乎不费力气就拿下了其他五国。以至于，六国之君俯首系项，臣服于秦。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过秦论》有人说，百年之前的商鞅要为秦朝的灭亡负责，这是为何？我认为，商鞅变法对于秦朝的灭亡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商鞅变法是一个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临时战时法律，他虽然能够极大调动战争动员力量，但是当封建王朝建立起来以后就不再适合秦朝实情了，它存在着一定的历史缺陷。我认为商君之法与秦朝的不适应在以下几点；
1.土地制度的不适应性商鞅变法规定，土地需要按军功来授予，那么统一六国之后没有仗可打。而秦朝的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继承权，那农民便没有机会再获得土地。而在民间，由于土地私有，一些地方的乡绅便开始了土地兼并，这更加重了土地危机。
对于土地制度，秦始皇也并不是没有改革，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纠正战时土地制度，秦国就灭亡了。秦始皇对于原来六国封地实行“令黔首自实田”的政策，就是维持原六国百姓所有的土地不变。秦始皇想通过这一政策收拢六国百姓人心，这原本是一个很好的政策，能够很好的维护百姓的利益。但是有一些原来六国的贵族，想要制造混乱，便进行一系列暗中操作，使得六国粮食价格飞涨，百姓苦不堪言，反秦情绪高涨。
2.秦法过于苛刻商君之法的很大弊端，就是过于苛刻，缺乏弹性。假如秦法不那么苛刻有一些弹性，也许陈胜吴广就不会起义。《史记陈涉世家》记载：陈胜吴广因为天下午导致路面泥泞，而误了工期，但是仅仅因为误了工期就会导致所有的民工面临斩首的处罚。这对于原六国遗民来说肯定难以承受，那么造成反秦的情绪肯定在所难免。
秦法中还规定着许多严苛的法律，比如连坐、腰斩等等。而秦始皇又是忠实的法家信奉者，他希望六国遗民都能够遵从秦法，于是也没有对苛刻的秦法进行适当宽松。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百姓的反秦情绪，促进了秦朝的灭亡。
3.商君劳民、苦民之法很多人都会说秦始皇横征暴虐，大兴土木，不管百姓死活。但是这追根溯源还是商鞅的劳民、苦民之法。而秦始皇是法家的信奉者，是商鞅的追随者。对于商鞅这样的错误观念，秦始皇却是认同的态度。于是，秦帝国建立以后，秦朝本应开始休养生息，但是却开始了一系列的大型工程。对于阿房宫、秦始皇陵、兵马俑等等巨大的工程，本不能在短时间完成，秦始皇却不惜透支全国人力要在短时间内建成。这些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出自商君之术。
总结：综合以上，我认为，商鞅对于秦朝的灭亡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中肯的来说，如果要商鞅一人为秦朝的灭亡负责，未免过于偏颇。假如秦朝建立后，秦始皇能够从各个方面改变以往商君之法的苛刻之处，使它更适合于统一后的秦朝，那秦也不会以极短的时间迅速崩塌。
我是一观澜，一个用心写作的90后，我希望用认真的态度对待每一位读者，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支持我！奥匈帝国在一战中所装备的武器有哪些？
奥匈帝国的武器还是可圈可点的，因为拥有捷克斯洛伐克及奥地利这两朵欧洲的军工之花，奥匈帝国的武器并不差。
在步兵武器上，他们主要使用奥地利斯太尔公司的生产的曼利夏M1895步枪，这种步枪几乎是奥匈帝国军队的标志，还衍伸出了短步枪、卡宾枪等型号，因为性能优异，斯太尔-曼利夏M1895还被出口到美国、加拿大、瑞士、意大利、中国。到二战时曼利夏1895仍然在东欧地区广为使用，战后才被苏式武器替代。
一线部队装备的曼利夏M1895，有些二线部队则装备着老式的沃恩德尔（Werndl）M1867步枪，当年普奥大战，普鲁士先进的德雷塞步枪深深触动了奥地利人，因此奥利地通过改造枪栓制造了80万把后膛枪，一直到1895年M1867仍然在生产，主要装备内塔莱尼地区的奥利地公国军。
手枪上，奥军大量装备了罗斯-斯太尔M1907“连珠手枪”，这种8mm口径的手枪可通过供弹器或手动填充装入10发子弹，此外还采用了组合式击针和回转式枪管等怪异的设计。
捷克设计师卡尔·科伦卡是M1907的设计者，他与乔治·罗斯在维也纳合办了罗斯弹药公司，奥匈帝国的骑兵采购了这种手枪，然后帝国政府购买了手枪的专利生产权，在斯太尔的奥斯特瑞切斯特兵工厂和布达佩斯武器与机器厂(FEG)进行大规模生产，生产总数为9万9千只。
之后斯太尔改进了M1907手枪的技术，他们参考了美国枪械大师勃朗宁的手枪设计，改造出了新的M1911/1912型手枪，弹药换成了斯太尔标准的9mm*23mm弹，提高了威力，弹容量也降到8发，这种成功的手枪生产了30万之多，奥军重要的战斗手枪，帝国解体以后，二次大战仍有不少M1912的身影。
“王冠领地”等外莱塔尼亚地区匈牙利化比较严重，所以某些武器装备上与奥地利的斯太尔系列有点差异，匈牙利方面喜欢装备7.65*17mm的 12M“弗洛莫停止”自动手枪（Frommer stop），这种手枪由匈牙利人鲁道夫·弗洛莫设计。
上图.steyr pieper M1908/34
上图.steyr pieper M1909
比利时设计师尼古拉斯·佩普尔（Nicolas pieper）设计的斯太尔-佩普尔式（steyr pieper pistol）手枪也不差，它同样采用7.65*17mm弹，弹容量7发。这种枪的枪身套筒在扳机圈上侧有个螺栓连接，可以掰开进行清理。型号上佩普尔分为M1909和M1908、M1908/34三种，产量并不高。一战过后，佩普尔主要作为收藏品传世，一支佩普尔能卖到3万欧。
上图.施瓦茨劳斯1908式手枪
施瓦茨劳斯1908式手枪也是奥匈军队的装备，生产了18000只。它的设计师是德国人威廉·施瓦茨劳斯，这个出身毛瑟兵工厂的设计师在奥匈帝国的武器发展史上地位非常重，他设计的M1892手枪是最早的自动手枪，后来设计的M1898和M1908手枪都装备了奥匈军，甚至M1908还作为礼物献给德皇威廉二世。
基本上奥地利的手枪就是这几种，其实还有好几款产品，比如曼利夏M1894、M1901、查尔斯・克莱曼M1905等等，但装备量几乎稀有就不赘述了。此外因为与德国关系比较近，奥匈军也有部分毛瑟手枪和鲁格手枪装备，比如C96和P08这些，不算主要装备。
值得一提的是，奥匈帝国在一战中还捣鼓出了一种名为“Standschütze Hellriegel 1915”的重型冲锋枪，这种武器通过水冷散热，滑槽弹鼓供弹，说是“重型冲锋枪”，实则更接近轻机枪。不过奥匈帝国没有怎么装备，只是进行了小规模的原型试验。
机枪上奥匈帝国主要使用捷克斯柯达公司生产的施瓦茨劳斯M1907式机关枪，它也是威廉·施瓦茨劳斯的作品，1912年开始大规模装备奥匈军。全枪重41.4公斤，M1907/12型最高射速为580发/分钟。该枪最大的问题是子弹特别麻烦，受奥匈帝国乱七八糟的地域性内政影响，M1907拥有8mm曼利夏弹、7.92mm毛瑟弹、6.5mm弹、7.62mm弹等各种弹药，可以令人头痛欲裂。
再就是斯柯达兵工厂与施瓦茨劳斯M1908式同期研究的斯柯达M1909式机枪，这种水冷机枪也是奥匈军的主要装备，射速每分钟425发，采用了延迟后坐原理，数据与M1907高度近似，发射8mm的曼利夏弹。
除了斯柯达M1909和斯柯达M1907型机枪外，奥匈军还使用了老旧的斯柯达M1893型机枪，这种爷爷级武器据说还打过义和团，这三种斯柯达机枪成了奥匈帝国的主力自动化轻武器。
炮兵武器奥匈帝国太奇葩，一般使用75mm的M15山炮和80mm的M17火炮，德国克虏伯的各种都有进口，此外还有一堆采用空气推动的奇葩火炮。另外他们还有款37mm的战壕炮，专用来狙击火力点、狙击手和机枪阵地。要塞炮、巨炮方面奥匈帝国也是好手，这方面实在太复杂，资料也比较少，就不一一赘述了。
最早直接控制中国海关权的是哪个国家？
赫德1835年2月20日出生于英国北爱尔兰亚马郡的波泰荡。1853年他毕业于英国女王高等学校，次年来华任英国驻宁波副领事署翻译，后来在广州、香港等地领事馆、海关任职。1859年任广州海关税务司，1861年任代总税务司，1863年9月任上海海关税务司，同年11月升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职务。1908年74岁的赫德回国， 1911年9月20日，赫德病逝于英国南部白金汉郡的麻洛。从1861年起，他控制了中国海关几乎达半个世纪，直到他死，他仍是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
赫德既精明能干、胸有丘壑、运筹帷幄，又办事勤勉、谨慎缜密、事必躬亲，建立和行使了一套西方的章程制度，把一个五万五千余人的大清海关管理得井井有条。1869年11月，在赫德主持下制定了《中国海关管理章程》，并颁布了第25号通札。章程和通札比较科学地解决了海关人员遴选、升迁、学习汉语、关员申诉、创制精神、经费使用和管理、尊重各关主管人、海关案件就地解决和薪给问题。
特别是薪给，海关发给各级关员的薪俸都相当优厚，其中洋员每两年晋升或加薪一次，华员每三年晋升或加薪一次，年资等级越高，待遇越好，基本上每个等级的关员除了日常开销都能省下一笔颇丰的积蓄。这样，既设置繁缛的层次等级，同时又实行定期晋级、循序渐升，在每个职员面前，都存在着短期内晋升一级的希望和可能，有助于激励关员个人的进取心；而要升至较高的职位，又非长期努力不可。这种可望而非不可及、但又必须长期努力才能达到的目标，把鼓励和约束巧妙地糅合在一起，牢固地把职员缚绑在海关队伍上，有助于关员长期服务海关。
此外，赫德还在海关推行退休制度，并首创养老储金制度。平时待遇优厚，退休了还有一笔可观的退休金作为养老保障，关员在岗时便无后顾之忧，可以安心工作、死心塌地服务。而且，服务年限越长，养老储金积累越大，到后来已积累到相当的数额，越舍不得放弃。这样，养老储金实际成了促使海关关员保持操守、廉洁行政的保证金，无形中增加了对关员的管理效力。
赫德时期海关种种优越待遇，为当时其他机构所不能提供。近代海关职员在权衡利弊后大都不想为贪污冒风险，客观上做到了“不想贪”；而若有人敢贪污，则会受到连坐处分，使敢于试法者望而止步，客观上做到了“不敢贪”；近代海关有着严密的税款完纳和呈报制度，每个业务流程和环节都不可能集于一两个人完成，使报关商人与海关职员相识相熟的程度降低到最小，即使有贪念的职员都无机可乘，想贪而贪不到，客观上做到了“不能贪”。
贰 深得恭亲王奕赏识和信任
大清雇佣洋人掌管海关虽是不得已之举，却也与当时掌权的恭亲王奕、文祥等人的开明有关。奕、文祥乃至后来的李鸿章，对赫德都有不同程度的好感。奕更亲切地称赫德为“我们的赫德”，并常感叹“我们如有一百个赫德就好了”。赫德在成为总税务司之前，已受到恭亲王奕的赏识与信赖，在其成为总税务司后，更是深受恭亲王的信任。这一点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感受很深。在中英滇案交涉过程中，清政府接受了威妥玛的要求，答应各国驻华公使可以与清政府的大员来往，并在1876年中国的春节实现了中外官员的互访。威妥玛在给英国外交大臣德比勋爵的信中不无妒意地详细记述了恭亲王奕对赫德的接见：“今天给我印象最深的事件就是对赫德的接见，这件事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没有一位外国公使可以做到。恭亲王让赫德坐到自己的身边，随即就大声招呼户部的官员过去，介绍他们认识这位为中国政府征收一千万两的人。”该日赫德也在他的日记中这样记道：“亲王说：‘现在你们户部官员喝一杯酒感谢他（赫德），要知道一千多万呢’”。
1908年1月27日，清廷对赫德在中国海关的近半个世纪的活动作了这样的总评：
伏查总税务司赫德自咸丰四年来华，至同治二年补授今职，综理各关税务，布置周密，擘画精详，收数递增，确著成效。近年以来，续开关埠以及推广邮政兼理常关各事宜，异常繁剧，皆系该总税务司经手，一切均无贻误。迩来虽因积劳，犹复黾勉从公，未尝稍懈……
叁 滇案中与李鸿章交往的轶事
1875年2月21日，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翻译马嘉理在云缅边境蛮允地方被杀；2月22日，柏郎探险队也在此地受到攻击。这两起事件，史称滇案。自1875到1876年中英双方就滇案问题进行了交涉。为了尽快解决滇案，1876年8月21日，李鸿章拜访了赫德，9月3日赫德回访了李鸿章。这一来一去，赫德在其中实际上充当了李鸿章的谋士。在李鸿章表示对谈判前途把握不定时，赫德胸有成竹地对他说：“不必担忧。只要你与我在一起工作，就毫无困难。在我们俩事先未取得一致意见前，你不必言，不必行，不必允诺任何事情。”十天之后的9月13日，李鸿章与威妥玛分别在《烟台条约》上画押，赫德也被邀请参加，至此中英滇案交涉结束。
《烟台条约》包括了滇案解决方法、“优待往来”和通商事务三部分。后两部分，尤其是通商事务部分，几乎是以赫德所拟节略和他在谈判中的建议为基础的。美国人马士在他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二卷中这样写道：“《烟台条约》的签订最大部分功劳归于赫德，这是一项重要的公文，应当全部阅读。”此外，赫德为了最大程度地改善外部环境，还经常送书和礼物给包括李鸿章在内的中国高层官员，并请李鸿章等人为西学丛书做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赫德创建的西洋乐队还参加了慈禧太后的寿辰庆典和上层社交场合的迎来送往。
肆 与驻英公使郭嵩焘惺惺相惜
由于赫德坚持不懈地努力，清廷于1876年任命郭嵩焘为驻英公使，这是清廷派遣驻外使节的开始。郭嵩焘是清末官僚阶层中少有的较快且深刻地接受西方观念的人物，赫德则是竭力推荐。1877年1月21日，郭嵩焘一行抵达南安普敦。总税务司署伦敦办事处负责人金登干按照赫德的指示将其接到伦敦寓所，安排妥当，这令郭嵩焘很是满意。郭嵩焘后来赞扬赫德办事“精核缜密，条理井然。中国求如此人才，固不可得矣”。其实，赫德不仅曾极力促成郭的出使，并且在当时马上报告英国政府，说郭嵩焘“为一诚实君子，识见明达，具有决心，但终为一中国人”。
耐人寻味的是，郭嵩焘对赫德也有类似的评价。郭嵩焘出使英国前，慈禧太后曾召见他，谈话中慈禧问：“赫德替中国办事，尚有心腹否？”郭嵩焘回答：“赫德是极有心计的人，在中国办事亦十分出力，然却是英吉利人民，岂能不关顾本国？”接着，郭嵩焘告诉慈禧太后他曾与赫德有过这样一段谈话。
郭问：“君自问帮中国，抑帮英国？”
赫德答：“我与此都不敢偏袒。譬如骑马，偏东偏西便坐不住，我只是两边调停。”
郭逼问：“无事可以中立，有事不能中立，将奈何？”
赫德答言：“我固英国人也。”
郭嵩焘不愧是使臣之才，所以将这敏感的问题问这敏感的人物，赫德的回答则足称老辣，他的“骑马说”，并非全是违心之论，在很大程度上道出了他居高位，处纷乱如麻的近代中国之世的要诀之一；郭嵩焘紧逼不舍，赫德含笑相答，末句含蓄警醒，心照不宣，颇有“明人面前不说暗话”之意。这种弦外之音郭嵩焘是马上理解了，他在转述这段话后对慈禧说：“可见他（赫德）的心事是不能不帮护英国。”
赫德死后，消息很快传到了上海。为表彰他的功绩，海关的洋人们有建像之议。有人认为上海既是中国新式海关的滥觞之地，江海关又是全国海关中最重要的一个，因此纪念他们的始创者和长期的领袖，上海理应走在最前面。江海关税务司墨贤理和总税务司代表庆丕联名动议，很快组成了一个赫德铜像委员会，由海关、邮政和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代表等参加，该委员会在1912年8月审议了法、英、俄诸国艺术家提出的设计方案，结果伦敦的设计师亨利·贝格拉姆的方案被接受了。1914年3月27日，赫德铜像运到了上海。5月25日上午，在上海外滩，举行了盛大的赫德铜像揭幕式。
那天，上海外滩交通堵塞，人头攒动，万国商团和各国水兵列队成仪，各种驻沪领事和上海外国人社会的头面人物全体出席了，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和其他一些著名的传教士，民国官员唐绍仪、伍廷芳等人也参加了仪式。领事团首席领事乐斯劳主持揭幕式并发表长篇讲话，江海关税务司安文、公共租界工部局总董庇亚士分别作为铜像的授方和受方讲了话。
工部局乐队鼓乐齐鸣，乐斯劳揭去幕布，人们便看见了那座铜像，只见双手背置的赫德微微低着头，身体前倾，左腿略弓，齐膝的大衣敞开着。赫德铜像高9英尺，底座有4级石阶，走上石阶，便是高高的花岗石方形像基，设计者的精心还表现在像基四周的布局上。像基中部嵌着4块铜牌，铜像的正面长约8英尺，上面用英文铸着铭文，是当年的哈佛大学校长爱理鹗撰写的，其下是中文的大致译文。
这座铜像在1927年底略略南移，安放在新落成的海关大厦正门的广场上。1942年，这座铜像被占领上海的日军拆毁熔化后去造了子弹。198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上海苏州河南岸的外滩河滨公园发现了赫德铜像基座嵌石，现藏于上海市历史博物馆。因此，赫德的铜像已经成为永远消逝的上海老建筑之一。赫德去世后，北京、上海等地都有以赫德命名的街道。如北京的赫德路，在今台基厂头条。上海的赫德路，即今静安区常德路。因江海关总税务司公署坐落于该路429号（现为常德路412号大院）而被选作上海纪念赫德的马路。香港也有赫德道，位于九龙尖沙咀，至今犹用此名。
赫德是个非常复杂的人，他在中国近代海关的半个世纪里，充分体现了他的利益多向性、角色多样性和中英外交中的策略性与灵活性。他不仅维护了自己和英国的在华利益，而且维护了大清政府的统治，但在中英外交中以牺牲中国利益来换取中英矛盾的暂时解决。然而，他在治理中国海关，把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科学技术，甚至管理理念引进中国，客观上完成了中国海关的近代化，在这一点上是无可否认的。
赫德曾在1901年就预言，用不了半个世纪，中国必将是一个独立的强国。的确，在赫德去世后的一百多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特别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外国人在中国的一切殖民利益宣布告终。
黑客帝国结局？
结局：尼奥和史密斯全都死了，而整个系统也彻底崩溃了，只能让设计师重新开发新的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