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字草书_是中国在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
党字草书，是中国在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
汉字是华夏文明的载体。汉字简化，有人认为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进步。也有人认为背离了传统文化。甚至要求废除简化字，恢复繁体字。
评判汉字简化是对是错，必须有一个标准，就是看是否符合汉字六书。
儒家六艺有射御礼乐书数。其中的书，是指六书：象形、指事、形声、会意、转注、假借。
前四是造字法，后二者是用字法。
鄙人认为，有些汉字简化的好。最典型的是汇、叶两字。符合汉字六书
汇字是水流入海（渤海），谓之汇。
叶字相比繁体字葉，也更符合汉字六书之象形。
以汇、叶等字为代表的，符合汉字六书的一些简化字。我认为简化的非常成功，比繁体字更好。是文化史上的一次进步。
但也有一些汉字，简化的非常失败。可以说不但违背汉字六书，还背离了传统文化。最典型的有两个字：圣、义。
圣的繁体字是聖。《列子》有曰：圣职教化。老师口传，学生耳听，述王道。当然，这仅仅是一种解读。还有诸多对聖字的解读，不在一一赘述。
义的繁体字是義。简化后，完全失去汉字韵味。
以义、圣为代表的一些简化字，完全违背六书。完全背离传统文化。
我建议，对于99.99％简化字，予以保留。只对个别不符合汉字六书，背离传统文化的汉字，恢复繁体字。大概只有十余个汉字，恢复繁体即可。
翻译资治通鉴唐纪八全部？
唐纪八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下之下武德九年（丙戌、626）
唐纪八唐高祖武德九年（丙戌，公元626年）
[1]九月，突厥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万口；上不受，但诏归所掠中国户口，征温颜博还朝。
[1]九月，突厥颉利可汗进献三千匹马、一万头羊，唐太宗推辞不受，只是下诏令其归还所掠夺的中原人口，并征召上一年被突厥俘虏的温彦博回到朝中。
丁未，上引诸卫将卒习射于显德殿庭，谕之曰：“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少安，则人主逸游忘战，是以寇来莫之能御。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则为汝师，突厥入寇，则为汝将，庶几中国之民可以少安乎！”于是日引数百人教射于殿庭，上亲临试，中多者赏以弓、刀、帛，其将帅亦加上考。群臣多谏曰：“于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绞。今使卑碎之人张弓挟矢于轩陛之侧，陛下亲在其间，万一有狂夫窃发，出于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韩州刺史封同人诈乘驿马入朝切谏。上皆不听，曰：“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卫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励，数年之间，悉为精锐。
丁未（二十二日），太宗带领各卫将士在显德殿庭院练习箭术，并当面训话道：“自古以来就有周边的戎狄等族的侵扰，值得忧虑的是边境稍微安宁，君主就放逸游荡，而忘记战争的威胁，因而一俟敌人来犯则难以抵御。现在朕不让你们修池榭筑宫苑，而是专门熟习射箭技术。闲居无事时，朕就当你们的老师，一旦突厥入侵，则做你们的将领，这样，中原的百姓也许能过上安宁的日子！”从此，太宗皇帝每日带领数百人在宫殿庭院里，教他们射箭，并亲自测试，射中箭靶多的士兵赏赐给弓、刀、布帛，他们的将领考核成绩时列为上等。许多大臣劝谏道：“依照大唐律令，在皇帝住处手持兵刃的要处以绞刑。现在陛下您让这些卑微之人张弓挟箭在殿宇之旁，陛下身处其中，万一有一个狂徒恣肆妄为，就会出现意外事故，这不是重视社稷江山的办法。”韩州刺史封同人假称有事，骑驿马来到朝廷直言苦谏。大宗均听不进去，他说：“真正的君主视四海如同一家，大唐辖境之内，都是朕的忠实臣民。我对每个人都能推心置腹，以诚相待，却为何要对保卫朕的将士横加猜忌呢？”从此人人想着自强自励，几年之间，都成为精锐之士。
上尝言：“吾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陈，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陈后反击之，无不溃败，所以取胜，多在此也！”
太宗曾说过：“我从小南征北战，东略西讨，颇知用兵之道。每次观察敌军阵势，即知道它的强弱，并常以我军弱旅抵挡其强兵，而以强师击其弱旅。敌军追逐我方弱旅不过走数百步，我军攻其弱旅，一定要突至其阵后乘势反击，敌军无不溃败奔逃，这就是我的取胜之道！”
[2]己酉，上面定勋臣长孙无忌等爵邑，命陈叔达于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勋赏或未当，宜各自言。”于是诸将争功，纷纭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上曰：“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余烬，叔父望风奔北。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诸将乃相谓曰：“陛下至公，虽淮安王尚无所私，吾侪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悦服。房玄龄尝言：“秦府旧人未迁官者，皆嗟怨曰：‘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宫、齐府人之后。’”上曰：“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嗟怨，岂为政之体乎！”
[2]己酉，（二十四日），太宗与群臣当面议定开国元勋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田邑，命陈叔达在宫殿下唱名公布，太宗说：“朕分等级排列你们的功劳赏赐，如有不当之处，可以各自申明。”于是各位将领纷纷争功，议论不休，淮安王李神通说：“我在关西起兵，首先响应义旗，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只是捉刀弄笔，功劳却在我之上，我感到难以心服。”太宗说：“叔父虽然首先响应义旗举兵，这也是自谋摆脱灾祸。等到窦建德侵吞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次纠集余部，叔父丢兵弃甲，望风脱逃。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使大唐江山得以安定，论功行赏，功劳自然在叔父之上。叔父您是皇族至亲，朕对您确实毫不吝惜，但不可循私情滥与有功之臣同等封赏。”众位将领于是相互议论道：“陛下如此公正，即使对皇叔淮安王也不循私情，我们这些人怎么敢不安本分呢。”大家都心悦诚服。房玄龄曾说：“秦王府的旧僚属未能升官的，皆满腹怨言道：‘我等跟随侍奉陛下身边，也有许多年了，现今拜官，反而都在前太子东宫、齐王府僚属的后面。’”太宗说：“君主大公无私，因此能使天下人心服。朕与你们平日的衣食，都取自百姓。因此设官吏定职守都是为了百姓，理应选择贤才加以任用，怎么能以新人旧人来做为选拔人才的先后顺序呢？如果新人贤能，故旧不才，怎么可以放弃新人而只取故旧呢！现在你们不论其是否贤能而只是怨声不断，这岂是为政之道？”
[3]诏：“民间不得妄立妖祠。自非卜筮正术，其余杂占，悉从禁绝。”
[3]太宗下诏；“民间百姓不得私自设立妖祠。除了正当的卜筮术，其余杂滥占卜，一律禁绝。”
[4]上于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置弘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以本官兼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讲论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取三品已上子孙充弘文馆学士。
[4]太宗聚集经史子集四部书二十余万卷藏于弘文殿，并于殿旁设置弘文馆。遴选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欧阳询、蔡允恭、萧德言等国内精通学术之人，以原职兼任弘文馆学士，让他们轮流值宿，皇上在听政之暇，领他们进入内殿，讲论先哲言行，商榷当朝大政，有时要到午夜时分才结束。又选取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孙充任弘文馆学生。
[5]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5]冬季，十月，丙辰朔（初一），出现日食。
[6]诏追封故太子建成为息王，谥曰隐；齐王元吉为剌王，以礼改葬。葬日，上哭之于宜秋门，甚哀。魏徵、王表请陪送至墓所，上许之，命宫府旧僚皆送葬。
[6]太宗下诏追封已故太子皇兄李建成为息王，谥号为隐；皇弟齐王李元吉谥号为剌，以皇家丧礼重新安葬。安葬那一天，太宗皇帝在宜秋门大哭一场，显得十分哀痛。魏徵、王上表请求陪送灵车到安葬地，太宗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并命令原东宫和齐王府的旧僚属都去送葬。
[7]癸亥，立皇子中山王承乾为太子，生八年矣。
[7]癸亥（初八），朝廷立中山王李承乾为皇太子，时年仅八岁。
[8]庚辰，初定功臣实封有差。
[8]庚辰（二十五日），唐朝初步规定功臣实得食邑封户的等级差别。
[9]初，萧荐封德彝于上皇，上皇以为中书令。及上即位，为左仆射，德彝为右仆射。议事已定，德彝数反于上前，由是有隙。时房玄龄、杜如晦新用事，皆疏而亲德彝，不能平，遂上封事论之，辞指寥落，由是忤旨。会与陈叔达忿争于上前，庚辰，、叔达皆坐不敬，免官。
[9]起初，萧向高祖荐举封德彝，高祖任命他为中书令。到了太宗即位，改任萧为尚书左仆射。封德彝为右仆射，二人商定将要上奏的事，到了太宗面前封德彝屡次变易，由此二人之间产生隔阂。当时房玄龄、杜如晦刚当权，均疏远萧而亲近封德彝，萧愤愤不平，于是上密封的奏章理论，辞意凄凉，由此触犯圣意。适逢萧与陈叔达又在太宗面前含怒争辩，庚辰（二十五日），萧、陈叔达皆以对皇上不恭敬的罪名，被罢官免职。
[10]甲申，民部尚书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践者，请户给绢一匹。”上曰：“朕以诚信御下，不欲虚有存恤之名而无其实，户有大小，岂得雷同给赐乎！”于是计口为率。
[10]甲申（二十九日），民部尚书裴矩进言：“对遭受突厥暴虐践踏的百姓，请求每户赐给绢帛一匹。”太宗说：“朕以诚、信二字统治下属，不想徒有抚恤百姓的名声而没有实在的东西，每户中人数多少不等，怎么能整齐划一，赏赐都一样呢？”于是计算人口以它为赏赐的标准。
[11]初，上皇欲强宗室以镇天下，故皇再从、三从弟及兄弟之子，虽童孺皆为王，王者数十人。上从容问群臣：“遍封宗子，于天下利乎？”封德彝对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为王，自余非有大功，无为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两汉以来未有如今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给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皆为县公，惟有功者数人不降。
[11]起初，高祖想以加强皇室宗族的力量来威镇天下，所以与皇帝同曾祖、同高祖的远房堂兄弟以及他们的儿子，即使童孺幼子均封为王，达数十人。
为此，太宗语气和缓地征求群臣的意见：“遍封皇族子弟为王，对天下有利吗？”封德彝回答道：“前世只有皇帝的儿子及兄弟才封为王，其他宗亲如果不是有大功勋，便没有封王的。太上皇亲善厚待皇亲国戚，大肆分封宗室，自东西汉以来都没有如此之多。封给的爵位既高，又多赐给劳力仆役，这恐怕不能向天下人显示自己的大公无私吧！”太宗说：“有道理。朕做天子，就是为了养护百姓，怎么可以劳顿百姓来养护自己的宗族呢！”十一月，庚寅（初五），将宗室郡王降格为县公，只有功勋卓著的几位不降。
[12]丙午，上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12]丙午（二十一日），太宗与群臣讨论防盗问题。有人请求设严刑重法以禁盗，太宗微笑着答道：“老百姓之所以做盗贼，是因为赋役繁重，官吏贪财求贿，百姓饥寒交集，所以便顾不得廉耻了。朕主张应当杜绝奢移浪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老百姓吃穿有余，自然不去做盗贼，何必用严刑重法呢！”从此经过数年之后，天下太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商人旅客可在野外露宿。
上又尝谓侍臣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
太宗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君主依靠国家，国家仰仗百姓。剥削百姓来奉养君主，如同割下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而身死，君主富了而国家灭亡。所以君主的忧虑，不来自于外面，而常在于自身。凡欲望多则花费大，花费大则赋役繁重，赋役繁重则百姓愁苦，百姓愁苦则国家危急，国家危急则君主地位不保。朕常常思考这些，所以不敢放纵自己的欲望。”
[13]十二月，己巳，益州大都督窦轨奏称獠反，请发兵讨之。上曰：“獠依阻山林，时出鼠窃，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抚以恩信，自然帅服，安可轻动干戈，渔猎其民，比之禽兽，岂为民父母之意邪！”竟不许。
[13]十二月，己巳（十五日），益州大都督窦轨上奏，声称当地的獠民造反，请求朝廷派兵讨伐。太宗说：“獠民依仗山林，时常出来做些小偷小摸的事，这是他们的平常习惯。地方官如果能以恩信安抚，他们自然会顺服。怎么可以轻易动干戈，捕、打獠民，把他们当做禽兽一般？这难道是当百姓父母官的本意吗！”最后没有准许出兵。
[14]上谓裴寂曰：“比多上书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览，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寝。公辈亦当恪勤职业，副朕此意。”
[14]太宗对大臣裴寂说：“近来很多上书言事的奏章，朕都将它们贴在寝宫的墙壁上，以便进出时观看，朕时常思考为政之道，有时要到深夜才能入睡。希望你们也要恪尽职守，与朕的这一心意相称。”
上厉精图治，数引魏徵入卧内，访以得失；徵知无不言，上皆欣然嘉纳。上遣使点兵，封德彝奏：“中男虽未十八，其躯干壮大者，亦可并点。”上从之。敕出，魏徵固执以为不可，不肯署敕，至于数四。上怒，召而让之曰：“中男壮大者，乃奸民诈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执至此！”对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众多。陛下取其壮健，以道御之，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取细弱以增虚数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诚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今即位未几，失信者数矣！”上愕然曰：“朕何为失信？”对曰：“陛下初即位，下诏云：‘逋负官物，悉令蠲免。’有司以为负秦府国司者，非官物，征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为天子，国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关中免二年租调，关外给复一年。’既而继有敕云：‘已役已输者，以来年为始。’散还之后，方复更征，百姓固已不能无怪。今既征得物，复点为兵，何谓以来年为始乎！又陛下所与共治天下者在于守宰，居常简阅，咸以委之；至于点兵，独疑其诈，岂所谓以诚信为治乎！”上悦曰：“者朕以卿固执，疑卿不达政事，今卿论国家大体，诚尽其精要。夫号令不信，则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乎！朕过深矣！”乃不点中男，赐徵金瓮一。
太宗励精求治，多次让魏徵进入卧室内，询问政治得失。魏徵知无不言，太宗均高兴地采纳。太宗派人征兵，封德彝上奏道：“中男虽不到十八岁，其中身体魁梧壮实的，也可一并征发。”太宗同意。敕令传出，魏徵固执己见加以反对，不肯签署，如是往返四次。太宗大怒，将他召进宫中责备道：“中男中魁梧壮实的，都是那些奸民虚报年龄以逃避徭役的人，征召他们有什么害处，而你却如此固执！”魏徵答道：“军队在于治理得法，而不在于人数众多。陛下征召身体壮健的成丁，用正确的方法加以管理，便足以无敌于天下，又何必多征年幼之人以增加虚数呢！而且陛下总说：》‘朕以诚、信治理天下，欲使臣下百姓均没有欺诈行为。’现在陛下即位没多久，却已经多次失信了！”太宗惊愕地问道：“朕怎么失信了？”魏徵答道：“陛下刚即位时，就下诏说：‘百姓拖欠官家的财物，一律免除。’有关部门认为拖欠秦王府国司的财物，不属于官家财物，仍旧征求索取。陛下由秦王升为天子，秦王府国司的财物不是官家之物又是什么呢？又说：‘关中地区免收二年的租调，关外地区免除徭役一年。’不久又有敕令说：‘已纳税和已服徭役的，从下一年开始免除。’如果退还已纳税物之后，又重新征回，这样百姓不能没有责怪之意。现在是既征收租调，又指派为兵员，还谈什么从下一年开始免除呢！另外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都是地方官，日常公务都委托他们办理；至于征点兵员，却怀疑他们使诈，这难道是以诚信为治国之道吗？”太宗高兴地说：“以前朕认为你比较固执，怀疑你不通达政务，现在看到你议论国家大政方针，确实都切中要害。朝廷政令不讲信用，则百姓不知所从，国家如何能得到治理呢？朕的过失很深呐！”于是不征点中男做兵员，并且赐给魏徵一只金瓮。
上闻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名，召见，问以政道，对曰：“隋主好自专庶务，不任群臣；群臣恐惧，唯知禀受奉行而已，莫之敢违。以一人之智决天下之务，借使得失相半，乖谬已多，下谀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诚能谨择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败以施刑赏，何忧不治！又，臣观隋末乱离，其欲争天下者不过十余人而已，其余皆保乡党、全妻子，以待有道而归之耳。乃知百姓好乱者亦鲜，但人主不能安之耳。”上善其言，擢为侍御史。
太宗素闻景州录事参军张玄素的大名，便召他进宫，问他为政之道，张玄素答道：“隋朝皇帝好独揽各种政务，而不委任给群臣；群臣内心恐惧，只知道禀承旨意加以执行，没有人敢违命不遵。然而以一个人的智力决断天下事务，即使得失参半，乖谬失误之处已属不少，加上臣下谄谀皇上受蒙蔽，国家不灭亡更待何时！陛下如能慎择群臣而让他们各司其事，自己高拱安坐、清和静穆，考察臣下的成败得失据以实施刑罚赏赐，国家还能治理不好！而且，我观察隋末大动乱，其中想要争夺天下的不过十几人而已，其余大部分都想保全乡里和妻子儿女，等待有道之君而归附。由此可知百姓很少有好作乱的，只是君主不能使他们安定罢了。”太宗欣赏他的言论，提拔他为侍御史。
前幽州记室直中书省张蕴古上大宝箴，其略曰：“圣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壮九重于内，所居不过容膝；彼昏不知，瑶其台而琼其室。罗八珍于前，所食不过适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没没而暗，勿察察而明，虽冕旒蔽目而视于未形，虽纩塞耳而听于无声。”上嘉之，赐以束帛，除大理丞。
前幽州记室参军、直中书省张蕴古，呈给太宗一篇《大宝箴》。大略写道：“圣人上承天命，拯黎民于水火，救时世之危难。所以以一个人来治理天下，而不以天下专奉一人。”又写道：“内廷重屋叠室、宽大无比，而帝王所居住的不过一片狭小之地；他们却昏庸无知，大肆修筑瑶台琼室。席前堆着山珍海味，而帝王所吃的不过合口味的几样；他们却忽发狂想，堆糟成丘、以酒为池。”又写道：“不要无声无息、糊里糊涂，也不要苛察小事，自以为精明，应该虽有冕前的垂旒遮住双眼却能看清事物的未成形状态，虽有纩挡住耳朵却能听到尚未发出的声音。”太宗深为嘉许，赏赐给束帛，任命他为大理丞。
[15]上召傅奕，赐之食，谓曰：“汝前所奏，几为吾祸。然凡有天变，卿宜尽言皆如此，勿以前事为惩也。”上尝谓奕曰：“佛之为教，玄妙可师，卿可独不悟其理？”对曰：“佛乃胡中桀黠，诳耀彼土。中国邪僻之人，取庄、老玄谈，饰以妖幻之语，用欺愚俗，无益于民，有害于国，臣非不悟，鄙不学也。”上颇然之。
[15]太宗召见傅奕，赐给他食物，对他说：“你六月所奏金星出现在秦的分野，秦王当有天下，差一点害我遭殃，不过今后凡有天象变化，你应一如既往，言无不尽，不要心有余悸，总记着过去的事。”太宗曾对傅奕说：“佛作为宗教，道理玄妙可以师法，为何惟独你不明悟其道理？”傅奕答道：“佛是胡族中的狡诈之人，欺言诳世炫耀于西域。中国的一些邪避之人，择取庄子、老子玄谈理论，用妖幻之语加以修饰，用来欺蒙愚昧的民众，这既不利于百姓，更有害于国家，我不是不能明悟，而是鄙视它不愿意接触它。”太宗颇以为然。
[16]上患吏多受赇，密使左右试赂之。有司门令史受绢一匹，上欲杀之，民部尚书裴矩谏曰：“为吏受赂，罪诚当死；但陛下使人遗之而受，乃陷人于法也，恐非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上悦，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当官力争，不为面从，傥每事皆然，何忧不治！”
[16]太宗担心官吏中多有接受贿赂的，便秘密安排身边的人去试探他们。有一个刑部的司门令史收受绢帛一匹，太宗得悉后想要杀掉他。民部尚书裴矩劝谏道：“当官的接受贿赂，罪的确应当处死；但是陛下派人送上门去让其接受，这是有意引人触犯法律，恐怕不符合孔子所谓‘用道德加以诱导，以礼教来整齐民心’的古训。”太宗听了很高兴，召集文武五品以上的官员，对他们说：“裴矩能够做到在位敢于力争，并不一味地顺从我，假如每件事情都能这样做，国家怎么能治理不好呢！”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于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
臣司马光曰：古人说过：君主贤明则臣下敢于直言。裴矩在隋朝是位佞臣而在唐则是忠臣，不是他的品性有变化。君主讨厌听人揭短，则大臣的忠诚便转化为谄谀；君主乐意听到直言劝谏，则谄谀又会转化成忠诚。由此可知君主如同测影的表，大臣便似影子，表一动则影子随之而动。
[17]是岁，进皇子长沙郡王恪为汉王、宜阳郡王为楚王。
[17]这一年，将皇子长沙郡王李恪升为汉王，宜阳郡王李升为楚王。
[18]新罗、百济、高丽三国有宿仇，迭相攻击；上遣国子助教朱子奢往谕指，三国皆上表谢罪。
[18]新罗、百济、高丽三国之间世代结怨，相互攻伐，战事连绵，太宗派遣国子监助教朱子奢前去传达圣意，劝他们讲和，三国都上表谢罪。
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上贞观元年（丁亥、627）
唐太宗贞观元年（丁亥，公元627年）
[1]春，正月，乙酉，改元。
[1]春季，正月，乙酉（初一），改年号。
[2]丁亥，上宴群臣，奏《秦王破陈乐》，上曰：“朕昔受委专征，民间遂有此曲，虽非文德之雍容，然功业由兹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卿谓文不及武，斯言过矣！”德彝顿首谢。
[2]丁亥（初三），太宗大宴群臣，席间演奏《秦王破陈乐》。太宗说：“朕从前曾受命专行率兵征伐，民间于是流传着这个曲子。虽然不具备文德之乐的温文而雅，但功业却由此而成就，所以始终不敢忘本。”封德彝说：“陛下以神武之才平定天下，岂是文德所堪比拟。”太宗说：“平乱建国凭借武力，治理国家保持已取得的成就却仰赖文才，文武的妙用，各随时势的变化而有不同。你说文不如武，此言差矣！”封德彝磕头道歉。
[3]己亥，制：“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
[3]己亥（十五日），唐朝廷下制文：“从今以后，中书省、门下省以及三品以上官员入朝堂议事，都应让谏官随行，有失误立即进谏。”
[4]上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与学士、法官更议定律令，宽绞刑五十条为断右趾，上犹嫌其惨，曰：“肉刑废已久，宜有以易之。”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请改为加役流，徙三千里，居作三年；诏从之。
[4]太宗让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与学士、法官重新议定律令，宽减绞刑五十条，改为断右趾，太宗仍嫌其苛刻，说道：“肉刑废除已经很长时间，应当用其他刑罚代替。”蜀王府法曹参军裴弘献请求改断趾为加服劳役的流放，流放到三千里外，刑期三年。太宗下诏依此办理。
[5]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为大理少卿。上以选人多诈冒资荫，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胄奏：“据法应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执法，朕复何忧！”胄前后犯颜执法，言如涌泉，上皆从之，天下无冤狱。
[5]太宗认为兵部郎中戴胄忠诚清正耿直，提升他为大理寺少卿。当时许多候选官员都假冒资历和门荫，太宗令他们自首，否则即处死。没过几天，有假冒被发觉的，太宗要杀掉他。戴胄上奏道：“根据法律应当流放。”太宗大怒道：“你想遵守法律而让我失信于天下吗？”戴胄回答道：“敕令出于君主一时的喜怒，法律则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昭示最大信用的。陛下气愤于候选官员的假冒，所以想要杀他们，但是现在已知道这样做不合适，再按照法律来裁断，这就是忍住一时的小愤而保全大的信用啊！”太宗说：“你如此执法，朕还有何忧虑！”戴胄前后多次冒犯皇上而执行法律，奏答时滔滔不绝，太宗都听从他的意见，国内没有冤案。
[6]上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
[6]太宗令封德彝荐举贤才，很长时间没有选荐一个人。太宗质问其原因，答道：“不是我不尽心竭力，而是现在没有奇才！”太宗说：“君子用人如用器物，各取其长处。古时候使国家达到大治的君主，难道是从别的时代去借人才的吗？正应当怪自己不能识别人才，怎么能诬蔑整个时代的人呢？”封德彝羞惭地退下。
御史大夫杜淹奏“诸司文案恐有稽失，请令御史就司检校。”上以问封德彝，对曰：“设官分职，各有所司。果有愆违，御史自应纠举；若遍历诸司，搜括疵，太为烦碎。”淹默然。上问淹：“何故不复论执？”对曰：“天下之务，当尽至公，善则从之，德彝所言，真得大体，臣诚心服，不敢遂非。”上悦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复何忧！”
御史大夫杜淹上奏道：“各部门的公文案卷恐有稽延错漏，请求让御史到各部门检查核对。”太宗征求封德彝的意见，封德彝回答说：“设官定职，各有分工，如果真有错失，御史自当纠察举报。假如让御史到各部门巡视，吹毛求疵，实在是太繁琐。”杜淹默不作声。太宗问杜淹：“你为什么不加争辩呢？”杜淹回答说：“国家的事务，应当务求公正，从善而行。封德彝讲的话深得大体，我心悦诚服，不敢有所非议。”太宗高兴地说：“你们如果都能做到这样，朕还有什么忧虑呢？”
[7]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受人馈绢，事觉，上曰：“顺德果能有益国家，朕与之共有府库耳，何至贪冒如是乎！”犹惜其有功，不之罪，但于殿庭赐绢数十匹。大理少卿胡演曰：“顺德枉法受财，罪不可赦，奈何复赐之绢？”上曰：“彼有人性，得绢之辱，甚于受刑；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
[7]右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接受别人送的绢帛，事情暴露，太宗说：“长孙顺德如果能有益于国家，朕与他共享府库的资财，他何至于如此贪婪呢！”太宗仍爱惜他有功于大唐，不予惩罚，反而在宫殿上赐给他数十匹绢帛。大理寺少卿胡演说：“长孙顺德贪脏枉法，犯下的罪不可饶恕，为什么又要赐他绢帛呢？”太宗说：“如果他有人性的话，得到朕赐给绢帛的羞辱，远甚于受到刑罚；如果不知道羞耻，不过是禽兽而已，杀他又有何用呢？”
[8]辛丑，天节将军燕郡王李艺据泾州反。
[8]辛丑（十七日），天节将军、燕郡王李艺占据泾洲反叛朝廷。
艺之初入朝也，恃功骄倨，秦王左右至其营，艺无故殴之。上皇怒，收艺系狱，既而释之。上即位，艺内不自安。曹州妖巫李五戒谓艺曰：“王贵色已发！”劝之反。艺乃诈称奉密敕，勒兵入朝。遂引兵至豳州，豳州治中赵慈皓驰出谒之，艺入据豳州。诏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为行军总管以讨之。赵慈皓闻官军将至，密与统军杨岌图之，事泄，艺囚慈皓。岌在城外觉变，勒兵攻之，艺众溃，弃妻子，将奔突厥。至乌氏，左右斩之，传首长安。弟寿，为利州都督，亦坐诛。
李艺当初进入朝廷时，居功自傲，秦王李世民身边的人到他的营地，李艺无缘无故地殴打他。高祖皇帝大怒，将李艺关进牢里，不久又释放他。太宗即位后，李艺内心不安。曹州邪恶的巫师李五戒对李艺说：“郡王您已然面呈贵相！”劝他反叛。李艺于是假称奉皇帝密诏，带兵前来朝廷。李艺带领兵马到豳州城下，豳州治中赵慈皓出城迎接，李艺入城占据了豳州。太宗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人为行军总管，率兵讨伐。赵慈皓听说官兵即将到来，便秘密与统军杨岌商议谋取李艺，事情败露，李艺囚禁了赵慈皓。杨笈在城外觉察到变化，便率兵攻城，李艺手下兵将溃逃，李艺抛下妻子儿女，准备投奔突厥，到了乌氏城，身边的人将他杀掉，送首级回长安。李艺弟李寿，官做利州都督，也受牵连被处斩。
[9]初，隋末丧乱，豪杰并起，拥众据地，自相雄长；唐兴，相帅来归，上皇为之割置州县以宠禄之，由是州县之数，倍于开皇、大业之间。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二月，命大加并省，因山川形便，分为十道：“一曰关内，二曰河南，三曰河东，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陇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剑南，十曰岭南。
[9]起初，隋朝末年天下大乱，英雄豪杰蜂拥而起，据地拥兵，各自称雄一方。唐兴起后相继归附，高祖为他们分置州县，施以荣禄，由此州县的数目，大大超过隋朝开皇、大业年间。太宗认为官多民少，想革除弊端。二月，下令州县大加合并，依山川地势条件，将全国分为十道：“一关内，二河南，三河东，四河北，五山南，六陇右，七淮南，八江南，九剑南，十岭南。
[10]三月，癸巳，皇后帅内外命妇亲蚕。
[10]三月，癸巳（初十），皇后带领着后宫妃嫔及宫外有爵号的妇女举行躬亲蚕事的典礼。
[11]闰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11]闰三月，癸丑朔（初一），出现日食。
[12]壬申，上谓太子少师萧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寤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乃令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以民间疾苦，政事得失。
[12]壬申（二十日），太宗对太子少师萧说：“朕年轻时喜好弓箭，曾得到十几张好弓，自认为没有能超过它们的，最近拿给做弓箭的弓匠看，他说：‘都不是好材料。’朕问他原因，弓匠说：‘弓子木料的中心部分不直，所以脉纹也都是斜的，弓力虽强劲但箭发出去不走直线。’朕这才醒悟到以前对弓箭的性能分辨不清。朕以弓箭平定天下，而对弓箭的性能还没有能完全认识清楚，何况对于天下的事务，又怎么能遍知其理呢！”于是下令在京五品以上官员，轮流在中书内省值夜班，太宗多次接见他们，询问民间百姓疾苦和政治得失。
[13]凉州都督长乐王幼良，性粗暴，左右百余人，皆无赖子弟，侵暴百姓；又与羌、胡互市。或告幼良有异志，上遣中书令宇文士及驰驿代之，并按其事。左右惧，谋劫幼良入北虏，又欲杀士及据有河西。复有告其谋者，夏，四月，癸巳，赐幼良死。
[13]凉州都督、长乐王李幼良，性情暴躁，身边一百多人，都是无赖之徒，侵扰残虐百姓，又和羌、胡等族人开展互市贸易。有人上告太宗说李幼良存有二心，太宗特派中书令宇文士及急速前往，暂代理职权，并按察其事。李幼良身边的人恐惧，密谋劫持李幼良到北方胡虏之地，又想要杀掉宇文士及，占据河西地区。不久又有人将其密谋上告朝廷，夏季，四月，癸巳（十二日），太宗赐李幼良自杀。
[14]五月，苑君璋帅众来降。初，君璋引突厥陷马邑，杀高满政，退保恒安。其众皆中国人，多弃君璋来降。君璋惧，亦降，请捍北边以赎罪，上皇许之。君璋请约契，上皇使雁门人元普赐之金券。颉利可汗复遣人招之，君璋犹豫未决，恒安人郭子威说君障以“恒安地险城坚，突厥方强，且当倚之以观变，未可束手于人。”君璋乃执元普送突厥，复与之合，数与突厥入寇。至是，见颉利政乱，知其不足恃，遂帅众来降。上以君璋为隰州都督、芮国公。
[14]五月，苑君璋率领手下兵马投降。起初，苑君璋勾引突厥兵攻陷马邑，杀掉了高满政，退兵据守恒安。他的士兵都是中原人，大多脱离他投奔唐朝。君璋十分害怕，便也主动投诚，请求让他防守北部边疆以赎罪，高祖允诺。君璋请求订契约，高祖派雁门人元普送给他金券。颉利可汗又派人来招降，君璋犹豫不决，恒安人郭子威劝他说：“恒安地势险要城墙坚固，突厥正强盛，正应该依靠它再观察形势的变化，不宜束手受制于人。”苑君璋于是拘捕元普送到突厥，又一次与突厥联合，并数次入侵唐帝国。到了五月，看到颉利可汗政事混乱，知道突厥不足以依靠，于是率兵马投降。太宗封苑君璋为隰州都督、芮国公。
[15]有上书请去佞臣者，上问：“佞臣为谁？”对曰：“臣居草泽，不能的知其人，愿陛下与群臣言，或阳怒以试之，彼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为诈，何以责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诚治天下，见前世帝王好以权谲小数接其臣下者，常窃耻之。卿策虽善，朕不取也。”
[15]有人上书请求除去奸佞之人，太宗问：“谁是奸佞之人？”回答道：“臣我身居草野，不能确知谁是奸佞之人，希望陛下对群臣明言，或者假装恼怒加以试探，那些坚持己见、不屈服于压力的，便是耿直的忠臣；畏惧皇威顺从旨意的，便是奸佞之人。”太宗说：“君主，是水的源头；群臣，是水的支流。混浊了源头而去希冀支流的清澈，是不可能的事。君主自己做假使诈，又如何能要求臣下耿直呢！朕正以至诚之心治理天下，看见前代帝王喜好用权谋小计来对待臣下，常常觉得可鄙。你的建议虽好，朕不采用。”
[16]六月，辛巳，右仆射密明公封德彝薨。
[16]六月，辛巳（初一），右仆射密明公封德彝去世。
[17]壬辰，复以太子少师萧为左仆射。
[17]壬辰（十二日），又任命太子少师萧为尚书左仆射。
[18]戊申，上与侍臣论周、秦修短，萧对曰：“纣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国无罪，始皇灭之。得天下虽同，人心则异。”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仁义；秦得天下，益尚诈力：此修短之所以殊也。盖取之或可以逆得，守之不可以不顺故也。”谢不及。
[18]戊申（二十八日），太宗与大臣议论周朝、秦朝的政治得失，萧说：“殷纣王无道，周武王讨伐他。周朝及六国均无罪，秦始皇分别灭掉他们。取得天下的方式虽然相同，人心所向却不一样。”太宗说：“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周朝取得天下，更加修行仁义；秦朝取得天下，一味崇尚欺诈、暴力，这就是长短得失的不同。所以说夺取天下也许可以凭借武力，治天下则不可以不顺应民心。”萧钦服不已。
[19]山东大旱，诏所在赈恤，无出今年租赋。
[19]山东大旱，诏令各地赈济抚恤，今年的租赋不必交纳。
[20]秋，七月，壬子，以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右仆射。无忌与上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腹心，其礼遇群臣莫及，欲用为宰相者数矣。文德皇后固请曰：“妾备位椒房，家之贵宠极矣，诚不愿兄弟复执国政。吕、霍、上官，可为切骨之戒，幸陛下矜察！”上不听，卒用之。
[20]秋季，七月，壬子（初二），任命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无忌与太宗早年为布衣之交，加上皇后兄长的外戚身份，又有辅佐太宗即位的大功，太宗视为心腹，对他的礼遇无人堪比，几次想重用他为宰相。文德皇后固执地请求：“我身为皇后，家族的尊贵荣耀已达到顶点，实在不愿意我的兄、弟再去执掌国政。汉代的吕、霍、上官三家外戚都是痛彻骨髓的前车之鉴，望陛下体恤明察！”太宗不听，最后还是予以重用。
[21]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质略。颉利可汗得华人赵德言，委用之。德言专其威福，多变更旧俗，政令烦苛，国人始不悦。颉利又好信任诸胡而疏突厥，胡人贪冒，多反覆，兵革岁动；会大雪，深数尺，杂畜多死，连年饥馑，民皆冻馁。颉利用度不给，重敛诸部，由是内外离怨，诸部多叛，兵浸弱。言事者多请击之，上以问萧、长孙无忌曰：“颉利君臣昏虐，危亡可必。今击之，则新与之盟；不击，恐失机会；如何而可？”请击之。无忌对曰：“虏不犯塞而弃信劳民，非王者之师也。”上乃止。
[21]起初，突厥族风俗淳厚，政令简质疏略。颉利可汗得到汉人赵德言，加以重用，德言恃势专权，大量地改变旧有风俗习惯，政令也变得繁琐苛刻，百姓们大为不满。颉利又信任各胡族人，而疏远突厥本族人，这些胡族人贪得无厌，反复无常，干戈连年不息。又赶上大雪天，雪深达数尺，牲畜多冻死，加以连年饥荒，百姓都饥寒交迫。颉利费用不足，便向各部落征收重税，由此上下离心，怨声载道，各部落多反叛，兵力渐弱。唐朝大臣们议事时多请求乘机出兵，太宗问萧和长孙无忌：“颉利君臣昏庸残暴，必然面临危亡。现在出兵讨伐，则刚刚与突厥订立盟约，师出无名；不出兵，恐怕又要失去机会，怎么办呢？”萧请求出兵。长孙无忌说：“突厥并没有侵我边塞，却要背信弃义、劳民伤财，这不是正义之师的所为。”太宗于是没有出兵。
[22]上问公卿以享国久长之策，萧言：三代封建而久长，秦孤立而速亡。”上以为然，于是始有封建之议。
[22]太宗向公卿大臣询问使国运长久的办法，萧说：“夏、商、周分封诸侯而统治时间长久，秦国不分封诸侯而迅速灭亡。”太宗认为有道理，于是有分封诸侯王的动议。
[23]黄门侍郎王有密奏，附侍中高士廉，寝而不言。上闻之，八月，戊戌，出士廉为安州大都督。
[23]黄门侍郎王有密奏要上报，交给侍中高士廉转呈，士廉搁置起来没有转达。太宗得知后，八月，戊戌（十九日）这一天，调走高士廉，任命为安州大都督。
[24]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24]九月，庚戌朔（初一），出现日食。
[25]辛酉，中书令宇文士及罢为殿中监，御史大夫杜淹参豫朝政。他官参豫政事自此始。
[25]辛酉（十二日），中书令宇文士及降职为殿中监，御史大夫杜淹参预朝政。宰相以外官员参预朝政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淹荐刑部员外郎邸怀道，上问其行能，对曰：“炀帝将幸江都，召百官问行留之计，怀道为吏部主事，独言不可。臣亲见之。”上曰：“卿称怀道为是，何为自不正谏？”对曰：“臣尔时不居重任，又知谏不从，徒死无益。”上曰：“卿知炀帝不可谏，何为立其朝？即立其朝，何得不谏？卿仕隋，容可云位卑；后仕王世充，尊显矣，何得亦不谏？”对曰：“臣于世充非不谏，但不从耳。”上曰：“世充若贤而纳谏，不应亡国；若暴而拒谏，卿何得免祸？”淹不能对。上曰：“今日可谓尊任矣，可以谏未？”对曰：“愿尽死。”上笑。
杜淹推荐刑部员外郎邸怀道，太宗问他有何才能，杜淹答道：“隋炀帝将要驾临江都，召集百官询问去留之计，怀道当时官居吏部主事，只有他一人坚持认为不可去江都。这是我亲眼所见。”太宗说：“你称赞邸怀道做得对，你自己为什么不正言劝谏？”杜淹答道：“我当时地位卑微，不任要职，又知道劝谏也不会听从，徒然一死毫无益处。”太宗说：“你知道炀帝不可进谏，为什么要在朝为官，即然在朝为官，又怎么能不进谏？你供职于隋朝，姑且可以说位卑言轻，后来供职于王世充，地位尊显，为什么也不进谏？”杜淹答道：“我对王世充不是不进谏，只是他听不进去。”太宗说：“王世充如果贤明又能讷谏，便不应亡国；假若残暴而又拒谏，你怎么能够免于灾祸呢？”杜淹答不上来。太宗说：“现在你的地位称得上尊贵了，可以进谏吗？”杜淹回答：“甘愿冒死强谏。”太宗笑了。
[26]辛未，幽州都督王君廓谋叛，道死。
[26]辛未（二十二日），幽州都督王君廓密谋叛乱，中途被杀。
君廓在州，骄纵多不法，征入朝。长史李玄道，房玄龄从甥也，凭君廓附书。君廓私发之，不识草书，疑其告己罪；行至渭南，杀驿吏而逃，将奔突厥，为野人所杀。
王君廓在幽州时，骄横自恣，无法无天，后被征召入朝。幽州长史李玄道是房玄龄的外甥，托王君廓捎信给房玄龄。君廓私下拆信，不认识草书字体，怀疑他告发自己的罪过，走到渭南，杀死驿站吏卒逃跑，将要奔往突厥，途中被野人杀死。
[27]岭南酋长冯盎、谈殿等迭相攻击，久未入朝，诸州奏称盎反，前后以十数；上命将军蔺等发江、岭数十州兵讨之。魏徵谏曰：“中国初定，岭南瘴疠险远，不可以宿大兵。且盎反状未成，未宜动众。”上曰：“告者道路不绝，何云反状未成？”对曰：“盎若反，必分兵据险，攻掠州县。今告者已数年，而兵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诸州既疑其反，陛下又不遣使镇抚，彼畏死，故不敢入朝。若遣信臣示以至诚，彼喜于免祸，可不烦兵而服。”上乃罢兵。冬，十月，乙酉，遣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掩持节慰谕之，盎遣其子智戴随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发一介之使，而岭表遂安，胜十万之师，不可不赏。”赐徵绢五百匹。
[27]岭南部落首领冯盎、谈殿等人互相争斗，很久没有入朝。各地方州府前后十几次奏称冯盎谋反，太宗命令将军蔺等人征发江、岭数十州兵马大举讨伐。魏徵劝谏说：“中原刚刚平定，岭南路途遥远、地势险恶，有瘴气瘟疫，不可以驻扎大部队。而且冯盎反叛的情状还没有形成，不宜兴师动众。”太宗说：“上告冯盎谋反者络绎不绝，怎么能说反叛的情状还没有形成呢？”魏徵答道：“冯盎如果反叛，必然分兵几路占据险要之地，攻掠邻近州县。现在告发他谋反已有几年了，而冯氏兵马还没出境，这明显没有反叛的迹象。各州府既然怀疑冯氏谋反，陛下又不派使臣前去安抚，冯氏怕死，所以不敢来朝廷。如果陛下派使臣向他示以诚意，冯氏欣喜能免于祸患，这样可以不必劳动军队而使他顺从。”太宗于是下令收兵。冬季，十月，乙酉（初六），派员外散骑侍郎李公掩持旌节往岭南慰问冯盎，冯盎则让他的儿子冯智戴随着使臣返回朝廷。太宗说：“魏徵让我派遣一个使者，岭南就得以安定，胜过十万大军的作用，不能不加赏。”赐给魏徵绢帛五百匹。
[28]十二月，壬午，左仆射萧坐事免。
[28]十二月，壬午（初四），尚书左仆射萧因事犯罪被免职。
[29]戊申，利州都督李孝常等谋反，伏诛。
[29]戊申（三十日），利州都督李孝常等图谋反叛，被处死。
孝常因入朝，留京师，与右武卫将军刘德裕及其甥统军元弘善、监门将军长孙安业互说符命，谋以宿卫兵作乱。安业，皇后之异母兄也，嗜酒无赖；父晟卒，弟无忌及后并幼，安业斥还舅氏。及上即位，后不以旧怨为意，恩礼甚厚。及反事觉，后涕泣为之固请曰：“安业罪诚当万死。然不慈于妾，天下知之；今置以极刑，人必谓妾所为，恐亦为圣朝之累。”由是得减死，流州。
李孝常因上朝办公务，留在京城，与右武卫将军刘德裕及其外甥统军元弘善、监门将军长孙安业相互议论受命于天的征兆，密谋借助皇宫警卫部队叛乱。长孙安业是长孙皇后的同父异母哥哥，嗜酒如命，不务正业。其父长孙晟死后，弟弟长孙无忌与长孙皇后均年幼，安业把二人赶回他们的舅舅高士廉家。等到太宗即位，皇后不念旧怨、不记前嫌，对安业的礼遇仍十分优厚。等到谋反的事被查觉，皇后哭着向太宗请求说：“安业所犯罪行，实在是罪该万死。但他以前对我不好，国人都知道，现在处他以极刑，大家必然认为是我存心报复，这恐怕也会使圣朝受牵累。”安业由此得以免死，流配到州。
[30]或告右丞魏徵私其亲戚，上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按之，无状。彦博言于上曰：“徵不存形迹，远避嫌疑，心虽无私，亦有可责。”上令彦博让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他日，徵入见，言于上曰：“臣闻君臣同体，宜相与尽诚；若上下俱存形迹，则国之兴丧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诏。”上瞿然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愿使臣为良臣，勿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异乎？”对曰：“稷、契、皋陶，君臣协心，俱享尊荣，所谓良臣。龙逄、比干，面折廷争，身诛国亡，所谓忠臣。”上悦，赐绢五百匹。
[30]有人告发右丞魏徵偏袒他的亲属，太宗派御吏大夫温彦博查问，没有实据。彦博对太宗说：“魏徵不留下办事的表态，远远地避开嫌疑，内心虽然无私，但也有应责备的地方。”太宗让温彦博去责问魏徵，而且说道：“从今以后，应留下办事的表态。”有一天，魏徵上朝，对太宗说：“我听说君主与臣下一体，应彼此竭诚相待。如果上下都追求留下办事的表态，那么国家的兴亡就难以预料了，我不敢接受这个诏令。”太宗吃惊地说：“我已经后悔了。”魏徵拜了两拜道：“我很荣幸能为陛下做事，愿陛下让臣做良臣，不要让臣做忠臣。”太宗问：“忠、良有什么区别吗？”回答道：“后稷、契、皋陶，君臣齐心合力，共享荣耀，这就是所说的良臣。龙逄、比干犯颜直谏，身死国亡，这就是所说的忠臣。”太宗听后十分高兴，赐给绢五百匹。
上神采英毅，群臣进见者，皆失举措；上知之，每见人奏事，必假以辞色，冀闻规谏。尝谓公卿曰：“人欲自见其形，必资明镜；君欲自知其过，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谏自贤，其臣阿谀顺旨，君既失国，臣岂能独全！如虞世基等谄事炀帝以保富贵，炀帝既弑，世基等亦诛。公辈宜用此为戒，事有得失，毋惜尽言！”
太宗的神情、风采英武刚毅，众位大臣进见他时，皆手足失措。太宗知道后，每次见人上朝奏事，都要对他们和颜悦色，希望听到规谏之言。曾对公卿说：“人想要看见自己的形体，一定要借助于镜子；君主想自己知道过错，必然要善待忠正耿直的大臣。如果君主刚愎自用，自以为是，大臣阿谀逢迎，君主就会失去国家，大臣又岂能独自保全！像虞世基等人对隋炀帝阿谀奉承以求保全富贵，炀帝被杀后，世基等也难免一死。望你们以此为戒，每件事都有得失，希望不惜畅所欲言！”
[31]或上言秦府旧兵，宜尽除武职，追入宿卫。上谓之曰：“朕以天下为家，惟贤是与，岂旧兵之外皆无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广朕德于天下也。”
[31]有人上书主张秦王府旧兵，应全部任命为武官，加入皇宫警卫部队。太宗对他说：“朕视天下为一家，只选用贤才，难道旧属士兵之外就别无可信用的人了吗？你这个想法，并不是让朕的恩德广被于天下。”
[32]上谓公卿曰：“昔禹凿山治水而民无谤者，与人同利故也。秦始皇营宫室而人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丽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纵之不已，则危亡立至。朕欲营一殿，材用已具，鉴秦而止。王公已下，宜体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间，风欲素朴，衣无锦绣，公私富给。
[32]太宗对公卿说：“从前大禹凿山治水而百姓没有怨谤之言，是因为与民利益攸关的缘故。秦始皇营造宫室而百姓怨声载道、图谋反叛，是因为秦始皇损民以利己的缘故。奇珍异宝，本是每个人都想得到的，假如放纵自己不止，那么国家就会立刻面临危亡。朕想要营造一个宫殿，材料已经齐备，有鉴于秦的灭亡，便停止了这项工程。亲王公卿以下，应当体会朕的这个想法。”从此二十年间，风俗质朴淳厚，穿着不用锦绣，官府与百姓均很富足。
[33]上谓黄门侍郎王曰：“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人心所见，互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炀帝之世，内外庶官，务相顺从，当是之时，皆自谓有智，祸不及身。及天下大乱，家国两亡，虽其间万一有得免者，亦为时论所贬，终古不磨。卿曹各当徇公忘私，勿雷同也！”
[33]太宗对黄门侍郎王说：“朝中本来设置中书省、门下省，以相互监督检查，中书省起草诏令制敕如有差误，则门下省当予纠驳指正。人的见解各有不同，如果往来辩论，务求准确恰当，放弃个人见解从善如流，又有什么不好呢？近来有人护己之短，于是产生仇怨隔阂，有的为了避开私人恩怨，明知其错误也不加驳正。顺从顾及某个人的脸面，造成万民的灾患，这是亡国的政治。隋炀帝在位时，内外官吏一团和气，在那时，均自认为有智慧，祸患殃及不到自身。等到天下大乱，家庭与国家俱亡，虽然这中间偶有某个人得以幸免，也要被舆论所针砭，永远难以磨灭。你们每个人都应徇公忘私，不要犯同样的错误。”
[34]上谓侍臣曰：“吾闻西域贾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彼之爱珠而不爱其身也；吏受赇抵法，与帝王徇奢欲而亡国者，何以异于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鲁哀公谓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纣乃忘其身。’亦犹是也。”上曰：“然。朕与公辈宜戮力相辅，庶免为人所笑也！”
[34]太宗对亲近的大臣说：“我听说西域有一个胡族的商人得到一粒宝珠，用刀割开身上的肉，将宝珠藏在里面，有这么回事吗？”大臣答道：“有这回事。”太宗说：“人们都知道这个人爱珍珠而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官吏受贿贪赃依法受刑，和帝王追求奢华而遭致国家灭亡，这与胡族商人的可笑有什么区别呢？”魏徵说：“从前鲁哀公对孔子说：‘有的人非常健忘，搬家而忘记自己的妻子。’孔子说：‘还有比这严重的，夏桀、商纣均贪恋身外之物而忘记自己的身体。’也是这样。”太宗说：“对。朕与你们应当同心合力，相互辅助，以免被后人耻笑。”
[35]青州有谋反者，州县逮捕支党，收系满狱，诏殿中侍御史安喜崔仁师覆按之。仁师至，悉脱去底械，与饮食汤沐，宽慰之，止坐其魁首十余人，余皆释之。还报，敕使将往决之。大理少卿孙伏伽谓仁师曰：“足下平反者多，人情谁不贪生，恐见徒侣得免，未肯甘心，深为足下忧之。”仁师曰：“凡治狱当以平恕为本，岂可自规免罪，知其冤而不为伸邪！万一暗短，误有所纵，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愿也。”伏伽惭而退。及敕使至，更讯诸囚，皆曰：“崔公平恕，事无枉滥，请速就死。”无一人异辞者。
[35]青州有人谋反，州县官员逮捕其同伙，致使牢狱中人满为患。诏令殿中侍御史、安喜人崔仁师前去覆查。崔仁师到了青州，命令卸去囚犯的枷具，给他们饮食、让他们沐浴，加以宽慰，只将其首犯十余人定罪，其他人都释放。崔仁师回朝禀报，太宗又派人前往叛决。大理寺少卿孙伏伽对崔仁师说：“您平反了很多人，依人之常情谁不贪生，只恐怕这些首犯见同伙免罪释放，不肯甘心，我深为您忧虑。”崔仁师说：“凡定罪断案应当以公正宽恕为根本，怎么可以自己为了逃避责任，明知其冤枉而不为他们申诉呢！万一判断不准，放错了人，我宁愿以自己一人换取十个囚犯的生命。”孙伏伽羞惭地退下。等到太宗派的人到了当地，重新审讯犯人，他们都说：“崔公公正宽仁，断案没有冤枉，请求立刻处死我们。”没有一人有二话的。
[36]上好骑射，孙伏伽谏，以为：“天子居则九门，行则警跸，非欲苟自尊严，乃为社稷生民之计也。陛下好自走马射的以娱悦近臣，此乃少年为诸王时所为，非今日天子事业也。既非所以安养圣躬，又非所以仪刑后世，臣窃为陛下不取。”上悦。未几，以伏伽为谏仪大夫。
[36]太宗喜好骑马射箭，孙伏伽苦谏道：“天子居住则要有九重门，出行则要警戒开道，这不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尊严，而是为国家百姓考虑。陛下喜好亲自骑马射箭以便让亲近的侍臣们高兴，这是年轻做亲王时的所做所为，而不是今日贵为天子应做的事。既不能靠此来保养圣体，又不能用它来为后代做典范，我认为陛下不应如此。”太宗十分高兴。没几天，任命孙伏伽为谏议大夫。
[37]隋世选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罢，人患其期促。至是，吏部侍郎观城刘林甫奏四时听选，随阙注拟，人以为便。
[37]隋朝选拔官员，每年十一月候选者聚集京城，到次年春天结束，人们苦于期限过短。到此时，吏部侍郎观城人刘林甫上奏请求四季都可选官，根据空阙随时补充，人们颇以为便。
唐初，士大夫以乱离之后，不乐仕进，官员不充。省符下诸州差人赴选，州府及诏使多以赤牒补官。至是尽省之，勒赴省选，集者七千余人，林甫随才铨叙，各得其所，时人称之。诏以关中米贵，始分人于洛州选。
唐朝初年，士大夫经过动乱之后，都不愿意做官，政府官员人数不够。尚书省下文让各州派人赴选，州府及皇帝特使常用赤色文牒直接委任官吏。到此时全都废止。勒令他们都到尚书省候选，聚集有七千余人，刘林甫量才录用，各得其所，当时人十分称赞。太宗以为关中地区米价贵，开始分一部分人在洛州参加铨选。
上谓房玄龄曰：“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命玄龄并省，留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员。
太宗对房玄龄说：“官吏在于得到合适的人选，而不在于人多。”命令房玄龄裁并削减，只留下文武官员总计六百四十三人。
[38]隋秘书监晋陵刘子翼，有学行，性刚直，朋友有过，常面责之。李百药常称：“刘四虽复骂人，人终不恨。”是岁，有诏征之，辞以母老，不至。
[38]隋朝秘书监晋陵人刘子翼，学问人品俱佳，性格刚正直爽，朋友有过失，常常当面指责。李百药常说：“刘四虽然总是骂人，人们却不恨他。”这一年，有诏令征召他入朝，以母亲年迈为由，辞谢不去。
[39]令裴仁轨私役门夫，上怒，欲斩之。殿中侍御史长安李乾谏曰：“法者，陛下所与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独有也。今仁轨坐轻罪而抵极刑，臣恐人无所措手足。”上悦，免仁轨死，以乾为侍御史。
[39]县县令裴仁轨，私下役使看门人，太宗大怒，要处斩他。殿中侍御史长安人李乾劝谏道：“法律，是陛下与天下百姓共有的，并非陛下独有之物。现在裴仁轨犯罪较轻却处以极刑，我担心人们将无所适从。”太宗高兴，免除裴仁轨死罪，任命李乾为侍御史。
[40]上尝语及关中、山东人，意有同异。殿中侍御史义丰张行成跪奏曰：“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有东西之异；恐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赐之。自是每有大政，常使预议。
[40]太宗曾说及关中与关东人，认为有所不同。殿中侍御史义丰人张行成跪下奏道：“天子以四海为一家，不应当有东、西的差别，恐怕会让人觉得您狭隘。”太宗欣赏他的话，给他丰厚的赏赐。从此每当朝廷有大事，都让他参与谋议。
[41]初，突厥既强，敕勒诸部分散，有薛延陀、回纥、都播、骨利、多滥葛、同罗、仆固、拔野古、思结、浑、斛薛、结、阿跌、契、白等十五部，皆居碛北，风俗大抵与突厥同；薛延陀于诸部为最强。
[41]起初，突厥族已经强大，敕勒各部落分散，有薛延陀、回纥、都播、骨利、多滥葛、同罗、仆固、拔野古、思结、浑、斛薛、结、阿跌、契、白等十五部，均居住在漠北地区，风欲习惯大致与突厥相同。薛延陀在各部落中实力最强。
西突厥曷萨那可汗方强，敕勒诸部皆臣之。曷萨那征税无度，诸部皆怨。曷萨那诛其渠帅百余人，敕勒相帅叛之，共推契哥楞为易勿真莫贺可汗，居贪于山北。又以薛延陀乙失钵为也小可汗，居燕末山北。及射匮可汗兵复振，薛延陀、契二部并去可汗之号以臣之。
西突厥曷萨那可汗正强大的时候，敕勒各部都向他称臣。曷萨那横征暴敛，敕勒各部均有怨言。曷萨那诛杀他们的首领一百多人，导致敕勒各部相继叛离，一致推举契部的哥楞做易勿真莫贺可汗，居住在贪于山北。又推薛延陀部的乙失钵为也小可汗，居住在燕末山北。等到西突厥射匮可汗的部队重新兴盛起来，薛延陀、契二部便去掉可汗称号再次称臣。
回纥等六部在郁督军山者，东属始毕可汗。统叶护可汗势衰，乙失钵之孙夷男帅部落七万余家，附于颉利可汗。颉利政乱，薛延陀与回纥、拔野古等相帅叛之。颉利遣其兄子欲谷设将十万骑讨之，回纥酋长菩萨将五千骑，与战于马鬣山，大破之。欲谷设走，菩萨追至天山，部众多为所虏，回纥由是大振。薛延陀又破其四设，颉利不能制。
回纥等六部聚居在郁督军山的，东隶属于突厥始毕可汗。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势力衰微，乙失钵的孙子夷男率本部落七万多户，依附于突厥颉利可汗。颉利政治混乱，薛延陀与回纥、拔野古等相继反叛。颉利可汗派他的侄子欲谷设统领十万骑兵讨伐，回纥酋长菩萨率五千骑兵迎战于马鬣山，大败欲谷设。欲谷设仓遑奔逃，菩萨追到天山，俘虏其大部，回纥从此兴盛。薛延陀又乘机击 败突厥四个设的军队，颉利可汗无法控制。
颉利益衰，国人离散。会大雪，平地数尺，羊马多死，民大饥，颉利恐唐乘其弊，引兵入朔州境上，扬言会猎，实设备焉。鸿胪卿郑元使突厥还，言于上曰：“戎狄兴衰，专以羊马为候。今突厥民饥畜瘦，此将亡之兆也，不过三年。”上然之。群臣多劝上乘间击突厥，上曰：“新与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灾，不仁；乘人之危以取胜，不武。纵使其种落尽叛，六畜无余，朕终不击，必待有罪，然后讨之。”
颉利可汗日益衰败，百姓纷纷离散。正赶上天下大雪，雪深达数尺，羊、马多冻死，百姓饥寒交迫，颉利可汗担心大唐帝国乘突厥衰败进兵，于是带领兵马到朔州边境，扬言要会猎，实际上是防备唐朝。鸿胪寺卿郑元出使突厥还朝，对太宗说：“戎狄族的兴衰隆替，专以羊马的情状作为征候。现在突厥百姓饥饿、牲畜瘦弱，这是将要灭亡的先兆，不会超过三年。”太宗颇以为然。众大臣都劝说太宗乘此机会袭击突厥，太宗说：“刚刚与人家订盟却要背约，这是不守信用；利用人的灾祸，这是不仁义；乘人之危来取胜，这不是勇武的行为。即使突厥的各部落都叛离，牲畜所剩无几，朕还是不出击，一定要等到他们有罪过，然后讨伐他们。”
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遣真珠统俟斤与高平王道立来，献万钉宝钿金带，马五千匹，以迎公主。颉利不欲中国与之和亲，数遣兵入寇，又遣人谓统叶护曰：“汝迎唐公主，要须经我国中过。”统叶护患之，未成婚。
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派真珠统俟斤与高平王李道立来到长安，献上一万钉宝钿金带、五千匹马，以迎娶唐公主。颉利可汗不希望大唐与统叶护和亲，几次派兵侵扰，又派人对统叶护说：“你要是迎娶大唐公主，必须从我们的领土经过。”统叶护深为忧虑，最后没有成婚。
二年（戊子、628）
二年（戊子，公元628年）
[1]春，正月，辛亥，右仆射长孙无忌罢。时有密表称无忌权宠过盛者，上以表示之，曰：“朕于卿洞然无疑，若各怀所闻而不言，则君臣之意有不通。”又召百官谓之曰：“朕诸子皆幼，视无忌如子，非他人所能间也。”无忌自惧满盈，固求逊位，皇后又力为之请，上乃许之，以为开府仪同三司。
[1]春季，正月，辛亥（初三），尚书右仆射长孙无忌离职。当时有人上密表称长孙无忌权力过大，荣宠太盛，太宗将密表拿给长孙无忌看，并说：“朕对你丝毫不怀疑，假如各有所闻而不说，则君臣的想法便不能沟通。”又召集百官对他们说：“朕的儿子均年幼，所以视无忌如亲子一般，不是其他人所能离间的。”长孙无忌自己担心富贵至极会带来灾祸，一再请求让位，长孙皇后也尽力为他请求，太宗于是准许离职，改封为开府仪同三司。
[2]置六司侍郎，副六尚书；并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
[2]设置六司侍郎，为六司尚书的副职，同时设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
[3]癸丑，吐谷浑寇岷州，都督李道彦击走之。
[3]癸丑（初五），吐谷浑入侵岷州，都督李道彦将其击退。
[4]丁巳，徙汉王恪为蜀王，卫王泰为越王，楚王为燕王。
[4]丁巳（初九），改封汉王李恪为蜀王，卫王李泰为越王，楚王李为燕王。
[5]上问魏徵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 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5]太宗问魏徵：“君主如何做称为明，如何做称为暗？”魏徵答道：“能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是明，偏听偏信，就是暗。从前尧帝体恤下情，详细询问民间疾苦，所以能够知道有苗的恶行；舜帝目明能远视四方，耳聪能远听四方，所以共工、鲧、兜不能掩匿罪过。秦二世偏信赵高，造成望夷宫的灾祸；梁武帝偏信朱异，招来台城的羞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导致彭城阁的变故。所以君主善于听取各方面意见，则亲贵大臣就无法阻塞言路，下情也就得以上达。”太宗说：“非常对！”
上谓黄门侍郎王曰：“开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许赈给，而令百姓就食山东，比至末年，天下储积可供五十年。炀帝恃其富饶，侈心无厌，卒亡天下。但使仓廪之积足以备凶年，其余何用哉！”
太宗对黄门侍郎王说：“隋朝开皇十四年天下大旱，隋文帝不准许赈济百姓，而让百姓自己到关东地区寻找食物，等到了文帝末年，全国储备的粮食可供五十年食用。隋炀帝依仗着富足的粮食，奢侈无度，终于导致国家的灭亡。只要使仓库中的粮食足以应付灾年就可以了，其他多余的又有何用呢！”
[6]二月，上谓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监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诚致治之要，愿陛下慎终如始，则善矣。”
[6]二月，太宗对亲近的大臣说：“人们都说君主至为尊贵，无所畏惧。朕则并非如此，上怕皇天的监督，下惧群臣的注视，兢兢业业，还怕不符合上天的旨意和百姓的期望。”魏徵说：“这的确是达到治世的要旨，希望陛下能慎始慎终，那就好了。”
[7]上谓房玄龄等曰：“为政莫若至公。昔诸葛亮窜廖立、李严于南夷，亮卒而立、严皆悲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为隋相，公平识治体，隋之兴亡，系之存没。朕既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贤相也！”
[7]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处理政务没有比大公无私更重要的了。以前诸葛亮流放廖立、李严到南夷之地，诸葛亮死的时候，廖立悲痛万分，李严哀伤而死，如果不是大公无私能这样吗？再如高为隋朝丞相，公正无私，颇识治国之本，隋朝的兴亡，与高休戚相关。朕既然仰慕前代的明君，你们也不可不效法前代的贤相啊！”
[8]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8]三月，戊寅朔（疑误），出现日食。
[9]壬子，大理少卿胡演进每月囚帐；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书、门下四品已上及尚书议之，庶无冤滥。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郑善果，上谓胡演曰：“善果虽复有罪，官品不卑，岂可使与诸囚为伍。自今三品已上犯罪，不须引过，听于朝堂俟进止。”
[9]壬子（初五），大理寺少卿胡演进呈每月囚禁的罪犯名簿。太宗下令从今往后大辟死罪都让中书、门下省四品以上官员及尚书省讨论，以尽量减除冤案。随即带囚犯走过，见有岐州刺史郑善果，太宗对胡演说：“郑善果虽然有罪，毕竟官衔不低，怎能让他与其他囚犯同列。从现在起三品以上官员犯法，不必带来殿前过目，只让他们在太极宫承天门外东西朝堂听候处分。”
[10]关内旱饥，民多卖子以接衣食；己巳，诏出御府金帛为赎之，归其父母。庚午，诏以去岁霖雨，今兹旱、蝗，赦天下。诏书略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义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会所在有雨，民大悦。
[10]关内地区大旱饥荒，百姓多卖儿卖女换取食物。己巳（二十二日），命令拿出皇宫府库中的金银财物赎回被变卖的子女们，送还给他们的父母。庚午（二十三日），诏令说因为上一年连绵大雨，今年又遇旱、蝗灾害，因此大赦天下。诏令大略说道：“假如让五谷丰登、天下安宁，即使将灾害移到朕身上来保全百姓也心甘情愿，毫不吝惜。”不久旱区天降喜雨，百姓大为高兴。
[11]夏，四月，己卯，诏以“隋末乱离，因之饥馑，暴骸满野，伤人心目，宜令所在官司收瘗。”
[11]夏季，四月，己卯（初三），下诏说：“隋朝末年天下大乱，造成饥荒，尸骨遍野，使人触目伤悲，命令各地官府掩埋尸骨。”
[12]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东偏，奚、等数十部多叛突厥来降，颉利可汗以其失众责之。及薛延陀、回纥等败欲谷设，颉利遣突利讨之，突利兵又败，轻骑奔还。颉利怒，拘之十余日而挞之，突利由是怨，阴欲叛颉利。颉利数征兵于突利，突利不与，表请入朝。上谓侍臣曰：“者突厥之强，控弦百万，凭陵中夏，用是骄恣以失其民。今自请入朝，非困穷，肯如是乎！朕闻之，且喜且惧。何则？突厥衰则边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将如突厥，能无惧乎！卿曹宜不惜苦谏，以辅朕之不逮也。”
[12]起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帐于幽州北面，主持东部事务，奚、等数十部大多反叛突厥投降唐朝，颉利可汗责备他失去了这些部落。等到薛延陀、回纥等打败欲谷设，颉利派突利讨伐，突利的军队又吃败仗，单枪匹马逃回。颉利大怒，将突利拘禁了十几天，并鞭笞他，突利从此怨恨颉利，暗中想背叛颉利。颉利几次向他征兵，他都不给，向唐朝上表请求归附。太宗对大臣们说：“以前突厥强盛，拥有百万兵马，侵凌中原，却因如此骄横放纵而失去百姓的支持。现在请求归附，如果不是深陷困境，能这么做吗？朕听到这个消息是又高兴又担心。为什么呢？突厥衰败则大唐边境即得安宁，所以高兴。然而朕若有过失，日后也会象突厥一样，能不担心忧虑吗？望你们直言苦谏，来帮助朕弥补不足。”
颉利发兵攻突利，丁亥，突利遣使来求救，上谋于大臣曰：“朕与突利为兄弟，有急不可不救。然颉利亦与之有盟，奈何？”兵部尚书杜如晦曰：“戎狄无信，终当负约，今不因其乱而取之，后悔无及。夫取乱侮亡，古之道也。”
颉利可汗发兵攻打突利，丁亥（十一日），突利派人向大唐求援，太宗与大臣们谋划道：“朕与突利结为兄弟，他有急难我不能不救。然而颉利可汗也与我们订有盟约，怎么办呢？”兵部尚书杜如晦说：“戎狄族不守信用，以后肯定要背约，现今如不乘其混乱而进攻，以后将后悔莫及。谋取混乱者，侵凌将亡之师，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道理。”
丙申，契丹酋长帅其部落来降。颉利遣使请以梁师都易契丹，上谓使者曰：“契丹与突厥异类，今来归附，何故索之！师都中国之人，盗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兴兵致讨，辄来救之，彼如鱼游釜中，何患不为我有！借使不得，亦终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
丙申（二十日），契丹族首领率领所辖部落投降唐朝。颉利可汗派使臣来到大唐，请求用梁师都来换回契丹部族，太宗对突厥使臣说：“契丹族与你们突厥是不同的种族，现在来归顺我大唐，你们有什么理由讨还！梁师都本是中原汉人，侵占我大唐土地，欺压我大唐百姓，突厥接受他并加以庇护，大唐兴兵讨伐梁师都，你们总出兵救援，梁氏已如鱼游釜中，早晚要被我们消灭。即使一时消灭不掉，也不会用归降的契丹百姓去换他。”
先是，上知突厥政乱，不能庇梁师都，以书谕之，师都不从。上遣夏州都督长史刘、司马刘兰成图之，等数遣轻骑践其禾稼，多纵反间，离其君臣，其国渐虚，降者相属。其名将李正宝等谋执师都，事泄，来奔，由是上下益相疑。等知可取，上表请兵。上遣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击之，又遣等据朔方东城以逼之。师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刘兰成偃旗卧鼓不出。师都宵遁，兰成追击，破之。突厥大发兵救师都，柴绍等未至朔方数十里，与突厥遇，奋击，大破之，遂围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尽。壬寅，师都从父弟洛仁杀师都，以城降，以其地为夏州。
在此之前，太宗得悉突厥内部争斗，政局混乱，不能够庇护梁师都，曾寄书信晓谕，劝他归降，梁师都执意不从。太宗派夏州都督府长史刘、司马刘兰成设法对付他，刘等人多次派遣轻骑兵践踏梁氏占据区的土地禾苗，又常使反间计，离间其君臣，其国势渐衰，投降唐朝的人接踵而至。梁氏手下名将李正宝等密谋将梁氏抓起来，事情败露，投奔唐朝，从此梁氏内部上下更加互相猜忌。刘等知道时机已到，上表请求派兵出击。太宗派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率兵进攻，又让刘等据守朔方东城进逼梁氏。梁师都带突厥兵到了朔方东城下，刘兰成偃旗息鼓按兵不动。梁氏半夜逃跑，刘兰成追击，大败梁氏。突厥征调大批兵力救援梁氏，柴绍等率兵马走到离朔方数十里的地方，与突厥兵相遇，奋力拼杀，大败突厥兵，于是包围朔方城。突厥兵不敢前去救援，城中粮绝。壬寅（二十六日），梁师都的堂弟梁洛仁杀死师都，献城投降，唐朝以该地建夏州。
[13]太常少卿祖孝孙，以梁、陈之音多吴、楚、周、齐之音多胡、夷，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声，作《唐雅乐》，凡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诏协律郎张文收与孝孙同修定。六月，乙酉，孝孙等奏新乐。上曰：“礼乐者，盖圣人缘情以设教耳，治之隆替，岂由于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齐之将亡，作《伴侣曲》，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庭花》，其声哀思，行路闻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乐也！”上曰：“不然。夫乐能感人，故乐者闻之则喜，忧者闻之则悲，悲喜在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民必愁苦，故闻乐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为公奏之，公岂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诚在人和，不在声音也。”
[13]太常寺少卿祖孝孙，认为南朝梁、陈的音乐杂入很多吴、楚的音调；而北朝周、齐的音乐杂入很多北方胡、夷的音调，于是斟酌南、北方的音乐，又考察古代的音乐，修成了《唐雅乐》，总共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太宗又下诏令协律郎张文收与祖孝孙共同修定唐乐。六月，乙酉（初十），孝孙等人演奏新乐。太宗说：“礼乐不过是古代圣人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而设施教化罢了，国家政治的兴衰隆替，难道也由此而生？”御史大夫杜淹说：“北齐将要灭亡时，产生《伴侣曲》；陈国将亡时，又出现《玉树后庭花》，其声调悲哀，过路人听到了都悲伤落泪，怎么能说政治的兴衰隆替不在于音乐呢？”太宗说：“不对，音乐能够触动人的感情，所以高兴的人听到音乐则喜悦，忧伤的人听到它则感到悲痛，悲痛与喜悦全在于人的内心，不是由音乐引起的。将要衰亡的政治，百姓必然感到愁苦，所以听到音乐更加悲切。现在这二个曲子都还存在，朕为你弹奏出来，你难道会悲伤吗？”右丞魏徵说：“古人说：‘礼难道仅指玉帛之类礼器吗？’乐难道仅指钟鼓之类乐器吗？乐的意义确实在于使人心和睦，而不在于声音本身。”
臣光曰：“臣闻垂能目制方圆，心度曲直，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规矩而已矣。圣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礼乐而已矣。礼者，圣人之所履也；乐者，圣人之所乐也。圣人履中正而乐和平，又思与四海共之，百世传之，于是乎作礼乐焉。故工人执垂之规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执五帝、三王之礼乐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违世已久，后之人见其礼知其所履，闻其乐知其所乐，炳然若犹存于世焉，此非礼乐之功邪！
司马光曰：我听说古代巧匠垂能够用眼睛测方圆，用内心量曲直，但是不能将自己的技术传给别人，他能够传授给别人的，必定是圆规曲尺罢了。古代圣人不费力而能切中事物的道理，不深思而能获得治国之道，但却不能传授给别人，所能传授的，一定是礼、乐罢了。礼，是圣人所躬亲实践的；乐，是圣人所喜爱的。圣人遵行正道而喜爱谐和，又想与天下人共同遵行，使之传留百世，于是便制作礼乐。所以工匠手拿垂所传授的圆规曲尺去制作器物，这也就是垂的功劳了；君主用五帝三王的礼乐来治理国家，这也就是五帝三王的政治了。五帝三王离今世已很久远，后代人们看见他们的礼而知道他们的行止，听到他们的乐而知道他们的喜好，昭昭然如同仍存在于当世，这不是礼乐的功劳吗？
夫礼乐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声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废。先王守礼乐之本，未尝须臾去于心，行礼乐之文，未尝须臾远于身。兴于闺门，著于朝廷，被于乡遂比邻，达于诸侯，流于四海，自祭祀军旅至于饮食起居，未尝不在礼乐之中；如此数十百年，然后治化周浃，凤凰来仪也。苟无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求以称风易俗，诚亦难矣。是以汉武帝置协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诏。王莽建羲和，考律吕，非不精也，不能救渐台之祸。晋武制笛尺，调金石，非不详也，不能弭平阳之灾。梁武帝立四器、调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台城之辱。然则韶、夏、、武之音，具存于世，苟其余不足以称之，曾不能化一夫，况四海乎！是犹执垂之规矩而无工与材，坐而待器之成，终不可得也。况齐、陈淫昏之主，亡国之音，暂奏于庭，乌能变一世之哀乐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于乐，何发言之易而果于非圣人也如此！
礼乐有内在的本质，有外表的形式：中正平和为礼乐之本，仪节声音为礼乐之末，二者不可偏废。先代贤明的君王谨守礼乐之本，一刻也没有离心远去，笃行礼乐的外在形式，躯体一刻也没有远离它。兴起于闺阁家门，显达于朝廷，广被于乡野近邻，通达于诸侯，流播于四海，从祭祀战争到饮食起居，都离不开礼乐。长此以往数十百年，然后教化普遍深入，天下太平。如果没有礼乐之本而只有礼乐之末，一日行礼乐而百日舍弃礼乐，想用礼乐来移风易俗，实在是难。所以汉武帝设置协律都尉，歌唱天降祥瑞，不能说不美，但仍不能不下伤感的罪己诏。王莽设立执掌天地四时的官吏羲和，考定律吕之音，不能说不精确，但仍不能挽救渐台之祸。晋武帝制笛尺，调金石之声，不能说不详尽，但仍不得消弭平阳的灾难。梁武帝设立四器，调理八音，不能说不分明，但仍不能免除台城的耻辱。这样看来，舜、禹、、周武王时的韶、夏、、武四乐，即使都保存于当世，如果德行不足以与它们相称．并不能感化一个人，更何况普天之下的民众呢！这如同拿着垂的圆规曲尺而没有其他工具、材料，徒然等待器具的制成，最后一无所得一样。况且齐、陈的淫荡昏庸之主，亡国之音，暂奏于朝庭，又怎么能改变一个时代的哀乐呢！太宗说政治的兴衰隆替不在于乐，为什么讲话轻率，非难圣人又如此果断呢？
夫礼非威仪之谓也，然无威仪则礼不可得而行矣。乐非声音之谓也，然无声音之谓也，然无声音则乐不可得而见矣。譬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谓之山则不可，然土石皆去，山于何在哉！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奈何以齐、陈之音不验于今世而谓乐无益于治乱，何异睹拳石而轻泰山乎！必若所言，则是五帝、三王之作乐皆妄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惜哉！
礼并不是指威仪而言，然而没有威仪则礼难以施行。乐并非指声音而言，然而没有声音则乐难以表现。譬如一座山，取其一土一石则不能称为山，但是如果去掉土石，山又何在！所以说：“礼没有内在的本质不能成立，没有外表的形式无法施行。”怎么能因为齐、陈之音对当世无效而说乐无益于治乱呢，这与看见拳头大的石头而轻视泰山有什么不同！如果象上述这种议论所说的，则五帝、三王的作乐均为虚妄。“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暂付之阙如。”可惜呀！
[14]戊子，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14]戊子（十三日），太宗对亲近的大臣说：“朕翻阅《隋炀帝集》，见其文辞深奥博雅，也知道推崇尧、舜而非议桀、纣，然而其行事为何与其文章相反呢？”魏徵回答道：“君主虽然是圣哲之人，也应当虚心地接受别人的谏议，所以智慧的人奉献他的谋略，勇武之人竭尽其勇力。炀帝恃才自傲，骄矜自大，所以口诵尧、舜的言语而身行桀、纣的作为，竟然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而至于覆灭。”太宗说：“前事不远，当成为我们的借鉴。”
[15]畿内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见蝗，掇数枚，祝之曰：“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吞之，左右谏曰：“恶物或成疾。”上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
[15]长安地区出现了蝗虫。辛卯（十六日），太宗到玄武门北面的禁苑，看见了蝗虫，拾取几只蝗虫，祷祝说：“百姓视谷子如生命，而你们却吃它们，宁肯让你们吃我的肺肠。”举手想吞掉蝗虫，身边的人劝谏道：“吃脏东西容易得病。”太宗说：“朕为百姓承受灾难，为什么要躲避疾病！”于是吞食掉蝗虫。这一年，蝗虫没有成为灾害。
[16]上曰：“朕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曰：“臣职在记言，陛下之失，臣必书之，岂徒有害于今，亦恐贻讥于后。”上悦，赐帛二百段。
[16]太宗说：“朕每次临朝听政，想要说一句话，都要再三思忖，担心给百姓造成伤害，所以不多说话。”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说：“我的职责在于记言，陛下的每一个过失，我一定要记上，陛下有过岂止有害于当今，恐怕还会让后人讥笑。”太宗高兴，赐给帛二百段。
[17]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谈苦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
[17]太宗说：“梁武帝君臣只是会谈论佛教的苦行与空寂，侯景之乱，百官不能够骑马。梁元帝被北周的军队包围，还在讲论《老子》，百官穿着戎装听讲。这些深足为戒。朕所喜好的，只有尧、舜、周公、孔子之道，认为这如同鸟长翅膀、鱼得活水，失去它们将要死去，不可片刻没有它们。”
[18]以辰州刺史裴虔通，隋炀帝故人，特蒙宠任，而身为弑逆，虽时移事变，屡更赦令，幸免族夷，不可犹使牧民，乃下诏除名，流州。虔通常言“身除隋室以启大唐”，自以为功，颇有觖望之色。及得罪，怨愤而死。
[18]太宗认为辰刺史裴虔通是隋炀帝的旧臣，特别受到宠爱，最后却杀了炀帝。虽然星转斗移、时世变迁，几次经历颁布赦令，裴虔通也幸免于诛灭全族，但不可以让他再做官，于是下诏将其除名，流放到州。裴虔通常说：“亲自除掉隋朝皇室，开启大唐江山”，自以为有功，颇有怨恨失望的意思。等到开罪于朝廷，怨愤而死。
[19]秋，七月，诏宇文化及之党莱州刺史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长史唐奉义、隋武牙郎将元礼并除名徙边。
[19]秋季，七月，下诏将宇文化及的同党莱州刺吏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府长史唐奉义、隋虎牙郎将元礼一并除名流边。
[20]上谓侍臣曰：“古语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夫养稂莠者害嘉谷，赦有罪者贼良民，故朕即位以来，不欲数赦，恐小人恃之轻犯宪章故也！”
[20]太宗对大臣说：“古语说道：‘宽赦是小人的幸事，是君子的不幸。’‘一年中两次大赦，使善良的人哑口不言。’养恶草则对好谷子有害，宽赦罪犯则使善良的百姓遭殃，所以自从朕即位以来，不想屡次发布赦令，惟恐小人有恃无恐，动辄触犯法令。”
盘县的名人有哪些？
盘县这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县城，它的文化内涵与精神财富源远流长，永垂不朽。 在盘县的历史中，名人雅士不乏其人。
龚德敏，字绍武，贵州盘县水塘人。参加过民国史上具有划时代一样的护国、靖国、北伐、抗日诸次战争。在唐继尧将军麾下，他先后担任营长效命前驱。抗战中，先后担任国民革命军58军新十一师师副官长、三十一团团长、新十一师师附、军务处处长、三十团团长。锦江冬季攻势中，他创下了在抗战中的初步功勋，获得了上峰传令嘉奖，民国三二年国庆又因战功获得甲等乙种奖章。长衡会战中，浏阳文家市一役，他沉重指挥，稳定了战局。克泗汾的壮举，更为长衡会战生色不少，上峰特给四等云摩勋章乙座。他毕业于云南讲武堂第十一期，资格很老。58军整编为58师时任新十一旅少将副旅长；后任少将师长、副军长职务。解放后，因病在贵阳病逝。
陇朝喜 ，彝族；贵州普陌营人(今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著名元朝普陌土司。元朝时期盘县彝族普陌营土司营官。
多同，西南夷夜郎人（今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世居夜郎，有精兵十万人，治诸小邑。西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唐蒙上书请开发西南夷，武帝任唐为郎中将，领士卒千人及辎重部队万余人从筰关入，遂见夜郎侯多同。谕以威德并厚赐之，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设犍为郡，修筑西南夷道，夜郎侯与汉使者言：“汉孰与我大?”夜郎侯始倚南越，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灭南越，夜郎侯遂入朝，汉封以夜郎王，赐印绶。
蒋宗鲁，字道父，明朝普安卫（今贵州省六盘水盘县）人。明世宗嘉靖十六年（公元1537年）举人，次年进士。历官浚县知县、刑部主事、云南临沅兵备副使、河南按察使、右布政使、副都御史巡抚云南。在任云南巡抚时，明世宗宠用害政误国的奸臣严嵩，修建大殿，极尽奢侈铺张，下令叫云南采大理石，要见方七尺的五块，见方六尺的五块，见方五尺的十块，见方四尺、三尺的各十五块，并限期运至北京。蒋宗鲁深知采取如此之大的大理石之艰难，能体恤民间疾苦，冒死上疏朝廷，请求减免此项征收。在封建专制时代，蒋敢于犯颜直谏，其精神可获可钦。蒋因直言敢谏得罪奸臣严嵩而告老还乡。一生写了不少谏疏指陈时弊，但多被置之高阁，还著有《诗文集》、《治浚款议疏草》等，均已失传。
孟本淳，明朝贵州普安州（今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人。幼读书尚气节，有勇力，年二十时见天下大乱，弃儒从戎，积功至总兵管。明朝灭亡后，削发为僧，名本谦。初从武冈多福林寺太初和尚授《法华经》。清顺治十一年（公元1654年），到新化高坪之灵真村，从村中秀才王尔雅处乞得雪山修建白林寺，自号"葛天和尚"，十五年（公元1658年），逃兵掠新化，至村界颜公庙，本淳出山慰抚之，其党见所持铁杖重达百斤，遂不敢犯，居白林九年，跌坐逝。酬倡甚多，惜诗不传。《黔诗纪略》录其诗五首。
张凌翔，清朝贵州普安厅（今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人。回民起义领袖。农民出身，伊斯兰教阿訇。清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与马河图在普安厅大坡铺组织千余回民起义，以白巾帕首，称白旗军，众推张凌翔为元帅，马河图为二元帅。起义军发展到数万人，先后攻占了新城（兴仁）、兴义府（安龙）、普安、安南（晴隆）、贞丰、归化（紫云）等地。他们以新城为根据地，曾一次歼灭来攻的团练一万余人。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清军大举进攻义军，在清军“剿抚兼施”的攻势下，驻守兴义府的义军将领马忠叛变。张凌翔、马河图兴师问罪，收复兴义府城。马忠纠合清军大肆反扑。张凌翔、马河图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在突围时不幸阵亡。大刽子手云南提督沈嘉荣将兴义府城内的回民2000余人屠杀殆尽。所余义军退守新城，在金万照和张定忠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战斗。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金万照诱杀叛徒马忠。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云南两省官军数万及团练二万余进攻义军，在帝国国主义分子麦根的参与下，清军掘长壕围困新城。义军顽强战斗，坚守达两年之久。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军的情况下，金万照为保全城中义军和居民的生命，自愿出城与官军提督周达武谈判，愿用自己生命换取全城人的生命。二人誓盟达成协议，金万照被押送贵阳杀害。新城于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失陷。城内回族义军被改编后调至安顺全数杀害。历时十四年的反帝反封建的白旗军回民起义最后失败。
沉弼，清朝贵州普安人（今贵州盘县）。由拔贡历任部曹。清康熙三十八年（公元1699年）出守广东高州时，该地屡经兵火，地瘠民贫下中农，沈弼加意循治，恤徭民，添防讯，设行埠，后瘁卒。
任璇，字次枢，号龙溪，别号问花居士，清朝贵州普安人（今天贵州盘县人）。出身世代书香门第，少负才情，抱着"经世致用"的理想，热衷于科举功名。清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举人。曾任广东永安知县，有建官仓纳米，免除农民折收银两之苦，又灾年开仓赈济，使一县饥民赖以存活等政绩。一任后回里，以塾师为生，过着清苦的生活。他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创作了戏曲《梅花缘》。其他著作还有《五经经解》、《排律指南》、《凤梧轩诗集》等，多散佚。
范兴荣（1786-1848），字仲华，号三一溪渔人。贵州普安州（今盘县）人。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举人。道光初年，大挑一等，授知县。历官山东文登，湖北黄冈等知县，后升武昌府同知兼权江夏县事（治今武昌）。任未满，以"江堤误"去职归里。著有《环溪草堂诗文集》、《望益文课》、《僻字便览》、《啖影集》等。
涂令恒，贵州普安县人（今贵州盘县人）。农民起义军首领。清朝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12月15日，他联络武生李林春在兴仁县巴林起义，头缠红巾，竖起"天波佛主平南王"大旗，攻下新城（今兴仁）、安南（今晴隆）、普安，围攻兴义七天七夜。因清廷派贵州、云南等地的清军围剿，他从兴义撤退时，在卡子河一带遭清军截击，他壮烈牺牲。
蒋杰，字美若，号象岩，明朝普安卫（今贵州盘县）人。明朝宗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举人，次年进士。曾任广东副使，文采风流，雅有时誉，是当时有名的四大书法家之一。他罢归时，正值贵州有安邦彦叛乱，便流寓荆州，以琴书自误。他纵情山水，足迹几半天下，所到之处，多有题咏，诗文清丽，与姑苏王遵考、天台蔡稚含、新安洪平叔、荆溪张以登结清言社，诸君子诗酒往还，即景赋诗，悠闲自得。其书法与黄道周、董其昌、米万钟当时有名的四大书法家，笔力矫健，晚年更显苍劲。著名书法家董其昌曾写诗为他祝寿。著有《十七史摘要》、《普安续志》等。《黔诗纪略》录其诗一首。
邵元哲，明朝贵州普安州（今贵州盘县）人，明世宗嘉靖三十三年（公元1554年）举人，次年进士。明神宗万历年间任淮安府知府。时府城东漳河通射阳湖入海。为灌输咽喉，久淤，他疏请疏通之。他又组织群众增筑城西长堤，以阴拦黄河之决水，还建闸坝以使运河正常通航。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淮人肖像祀之。后官至云南右参政。
邵元吉，字黄裳，明朝贵州普安州（今贵州盘县）人，为重庆府同知邵华谱之子，淮安知府邵元哲之兄。性孝友，博通经史。明世宗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参加省乡试，首场刚出，忽闻人语："重庆邵郡承病矣"元吉弃孝，急赴重庆，时父已逝。扶柩归，以教诸弟学，诸弟皆有文名，弟元善中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举人，元高中三十一年（公元1552年）举人，元哲中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进士。《黔诗纪略》录有元吉的诗二首。
邵元善，字台山，明朝普安州（今贵州盘县）人。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公元1543年）举人。授峨县知县，升民部司徒郎，又被谪通州判，改涿州知州。后被下狱，获释后再谪辰州府州判，所到之外，皆有佳绩。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擢升为四川按察佥事。元善与其兄元吉皆文誉一时。元善尤擅长词赋，工吟咏，著有《贤奕稿》，陈宗虞为之作序。曾写有歌咏"红岩"碑文的七言古诗一首，把中华民族的这一伟大古迹首次公诸于世。其诗为："红崖削立一千丈，刻划盘回非一状。参差时作鼎钟形，腾掷或成飞走象。诸葛曾闻此驻兵，至今铜鼓有遗声。即看壁上纷奇诡，图谱浑疑尚诅盟。"
王祚远，字无近，明朝贵州普安卫（今贵州盘县）人。明神宗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举人。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进士。选庶吉士，授检讨，充经筵讲官，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掌院事，转吏部左侍郎，晋尚书。少负异书，下笔万言立就，试牍不起草，既成而后补之。充经筵讲官时，丰仪秀整，音吐洪亮，颇受明熹宗朱由校器重。明熹宗朱由校专门赐诏嘉奖，授他通议大夫。明崇祯初年（公元1628年）还乡。后卒于家，所著诗文甚富，所惜其集无存。书法尤工，喜作行草，兼带章草味。《黔诗纪略》录其诗一首。
马河图（1802-1864），回族，清朝贵州普安厅（今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人。回民起义首领。农民出身，为人年富力强，刚直不阿，好鸣不平，为乡里所敬重。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腊月，与伊斯兰教阿訇张凌翔在普安厅大坡铺聚众起义，以白巾帕首，以长方形白旗军为号，史称白旗军，众推张凌翔为大元帅，马河图为二元帅。先后攻占亦资孔、新城（兴仁）、贞丰、册亨、普安、兴义府（今安龙）、安南（今晴隆）、普安厅（今盘县）、归化（紫云）等地。而前锋队伍还到了长顺、镇宁、罗斛（今罗甸）等地。他们以新城为根据地，曾一次歼灭来犯的团练一万余人，声威大振。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清军大举进攻，在清军"剿抚兼施"的攻势下，驻守兴义府的义军将领马忠叛变。张凌翔、马河图兴师问罪，收复兴义府城。马忠纠合清军大肆反扑。张凌翔、马河图二帅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被破突围,不幸阵亡。
张道藩(1896-1968)，今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人，字卫之，原名振宗，笔名余暇摩登夫，号思雪楼主人。历任中华民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宣传部长等职。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曾任“立法院长”、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中华日报》董事长、“中山学术文化基金会”董事会副董事长等职。早年留学英法，专攻美术。1968年6月病逝。号称“三民主义文艺理论家”。著有《近代欧洲绘画》、《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三民主义文艺论》等。
金明仲（1950年生）贵州省六盘水市盘县人。教授、贵州省统计学会常务理事。贵州省现场统计研究会理事长，中国现场统计研究会理事。1976年毕业于贵州大学数学系，1981-1984年在中国科学院科学所进修。研究方向：数理统计回归模型的估计理论。近十年先后承担并圆满完成贵州省科委基金项目8项和国家科学基金项目1项。先后在《中国科学》、《STATISTICA SINICA（美国出版）》等国内外知名期刊发表或联合发表重要科研论文近20篇。代表性工作“线性模型参数估计中的相和性问题"和"线性回归估计大样本理论的一些研究”，经省科委组织国内外同行专家作技术鉴定，被认为“在同类研究中，属于国际先进水平”。此两项成果分别获贵州省科技进步大三等奖、四等奖。1997年被国务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被中共贵州省委、省人民政府批准命名为“贵州省首批省管专家”，1999年被评为“贵州省优秀科技工作者”。曾应邀先后学术访问新加坡、泰国、美国等国家。
你喜欢的文人墨客都有谁？
我喜欢的文人墨客很多，由于书法教学职业所好，特别喜欢古代的文人墨客，历代书法大家兼具文学大家的我都喜欢，其中，我最喜欢北宋的书法家，文学家黄庭坚，我是他的金粉。理由如下：一是，他的为人正直，有自己的独立主见不受世事左右。比如，他是苏轼的门生，和苏轼是亦师亦友的铁哥们，终生追随苏轼，绝不受新旧党争的影响，所以，苏轼倒霉他也跟着倒霉，三起三落一生也不后悔，不改初衷，是为君子之风。二是，他是中华民族孝子贤孙的代表，是个大善人。在《孝经》中黄庭坚名列二十四孝之中，成为千百年来人们学习的榜样。他从小没了父亲，因此家中并不富裕，青少年时代随舅父李常游学，学有所成。进士及第终生最大的实权官做到县令，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深受百姓爱戴拥护。他不管走到哪，都将老母亲带在身边，精心侍奉，在老母亲得病卧床后，他不离左右端屎端尿，直到把老母亲送终，终年75岁。在北宋那个短寿的时代，黄母活了75岁，实属难得，一个寡妇，一个穷家，可以设想，没有黄庭坚精心的侍奉是很难想象的（当然，黄家有祖传的中医技术，黄庭坚也会开药方治小病）。黄庭坚的孝子形象被载入史册，成为后人学习的楷模，在当代也绝对有现实意义。三是，黄庭坚是“江西诗派”的鼻祖，是开宗立派的旗帜。江西诗派对我国文学史影响很大，在北宋时期就成了“气候”，很有名气，因为文学方面的成就，黄庭坚与苏轼并称为“苏黄”，可见其在文学方面的地位和影响。四是，他是千百年来书法史上的一代宗师级人物，自北宋之后影响很大，孳乳后昆。在北宋时期，北宋书法“四大家”苏黄米蔡，黄庭坚位列其中，通过我个人对他书法的学习，窃以为他的书法造诣应位列北宋第一（排第二位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苏师的影响）。他的楷书学柳公权自出新意，他的行书对宋代崇尚“尚意书风”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的草书尤其是大草更是开创了自唐以后的新境界，是宋代以后草书标志性人物。宋以后的很大大书法家都学黄庭坚书法，比如元代的鲜于枢，明代的董其昌文征明，清代的王铎，傅山和八大山人朱耷，以及近代的很多书法家都追随他的书法，尤其是写草书的，黄庭坚基本是必须学的一类风格。当然，黄庭坚在浩若烟海的中国文学及书法艺术宝库中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诗词歌赋与法书经典。
除了以上所言，还有他个人的修行，交友等方面的因素，时间和篇幅关系就说这四点原因。
由于喜欢黄庭坚我读了他的四个版本的传记，也读了很多苏东坡传记，建议同好有时间读读会有收获。
我对黄庭坚书法的临习矢志不渝，终生追随，目前，对他的行书学习较多，等积累一定时期，专心研究学习他的草书。还请方家赐教。多谢！
你们说说庆阳的历史名人都有哪些？
中医鼻祖——歧伯
歧伯，北地（今庆城县）人，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医学家、中医理论的奠基者、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曾与黄帝论医，黄帝以师事之。《汉书音义》曰：“歧伯，黄帝大医，属使主方药”，黄帝使其尝味草木，并与其论医，黄帝问，岐伯答，两年间，歧伯回答了黄帝提出的1080个问题，黄帝遂尊他为“天师”。战国时期，医学家们将黄帝与歧伯的医论谈话整理成《黄帝内经》流传至今，是我国最早的医学经典著作，史称“医书之祖”或”歧黄要术”。
周先王——不窋
不窋，古代周族部落首领。夏代，不窑先祖世代为农官，时称后稷。不窑袭父职，继任农官，夏朝孔甲帝时朝纲大乱，不窑失官，遂率部族奔狄戎之间（今庆城县一带），并以此为根据地，开始了先周早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活动。为保证部落安全，不窑经详细勘察，修建了不窑城（故城遗址在今庆城县城东南3里处），不窑死后，葬于庆城县帽盒山巅，后历代立有碑。
周老王——鞠陶
鞠陶，不窋之子。夏朝孔甲帝时朝随父奔狄戎之间（今庆城县一带）。在不窑执政部族时期，鞠陶负责挖陶窑，大力改善人民居住条件，被后人称为鞠陶（鞠者，盈多也；陶者，窑也），后人称周老王。不窑死后，鞠陶主政部族，他继承先祖遗风，大力发展农牧业，亲自下地劳动，牧羊，养鹅，相传今庆城县城东的鹅池洞就是他当年养鹅的地方。
周老公——公刘
公刘，北幽（今庆城县）人，鞠陶之子。鞠陶死后，公刘继其位。他带领族人制造农具，整修田园，种植五谷，兴修水利，发展畜牧，传播农耕文化，对庆阳川原地带农业区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尔后，公刘将其活动扩展到宁县、合水、正宁，镇原一带，并移居温泉附近居住。22岁时，将首府迁移至南岗（今宁县城西庙嘴坪），史称“公刘迁囱“，大大地开拓了周的基业，其势力范围包括今庆阳市和陕西省的旬邑、彬县、长武、淳化、耀县、宜君、黄陵及径川、灵台等16个县城。
西汉丞相——公孙贺
公孙贺（？—前91年），字子叔，北地义渠（今宁县）人。祖先是匈奴人。少年从军征战，后娶武帝皇后卫子夫的姐姐为君孺为妻，得汉武帝赏识，迁太仆。公元前133年，与李广伏兵与马邑，企图诱歼匈奴单于主力而未得逞，其后随卫青横扫匈奴，先后参加了河南战役、河西战役、漠北战役，因功封南茆侯。后以左将军出定襄，无功，而又因“坐酎金”，失侯爵。公元前103年，石庆死后，公孙贺代为丞相，封葛绎侯。征和二年正月因子致祸被杀。
西汉关内侯——李息
李息，北地郡郁郅（今庆城县）人。少年从军，侍奉汉景帝；在汉武帝时，曾多次任将军，带兵征讨匈奴，镇守边邑，因军功封关内侯。
西汉义成侯——甘延寿
甘延寿（前？—前25年），字君况，北地郡郁郅（今庆城县）人。从小力大无比，喜欢骑射练武，后参加皇帝侍驾护卫，为皇帝所赏识，被擢为辽东太守。汉元帝时，经车骑将军许嘉鼎力推荐，升任郎中谏大夫。后出使西域，就任都护骑都尉，与副校尉陈汤共同诛灭了匈奴的郅支单于，被封为义成侯。
西汉义阳侯——傅介子
傅介子(前?一前65年)，北地郡义渠县(今宁县)人。昭帝时，西域龟兹、楼兰均联合匈奴，杀汉使官，略劫财物。他要求出使大宛，以汉帝诏令责问楼兰、龟兹，并杀死匈奴使者，返奏被任为平乐监。元凤四年(前77年)又奉命以赏赐为名，携带黄金锦绣至楼兰，于宴席中斩杀楼兰王，另立在汉楼兰质子为王，以功封义阳侯。
东汉思想家——王符
王符（85年—162年），字节信，东汉安定临泾（今镇原县）人。他“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玻等极为友好”。符生母为人妾，出身低微，常受乡人鄙视。其生性耿直，看不惯官场恶习，遂隐居乡里著书立说，抨击时政，论说治国安民之道。自号潜夫，著《潜夫论》36篇，揭露黑暗，控诉不公，讲述哲学，为后世留下了一部难得的文献典籍。今镇原县有“潜夫祠”、“思潜亭”，还建有纪念碑。
东汉清官——李恂
李恂，字淑英，安定临泾(今镇原县)人。自幼博闻强识，闻名乡里，初诏桓虞府司徒，又拜御史，后为兖州刺史，又升张掖太守。李恂勇于任事，刚正不阿，颇有政绩；虽为地方大员，却自奉简约，生活非常清苦，常以羊皮为铺盖，穿着粗布衣服，粗米淡饭，清贫朴实。但为奸党所不容，后改调为武威太守，不久遭人诬陷，被免官，在家乡结草庐隐居，直到去世，终年96岁。
曹魏谋臣——傅嘏
傅嘏（209年—255年），字兰石，北地泥阳（今宁县）人，傅介子之后人。少年知名于世，辟为掾。正始初年，官除尚书郎，迁黄门侍郎。其时曹爽秉政，何晏为吏部尚书，傅嘏因评何晏“好利不务本”而被免官。后司马懿诛曹爽，聘傅嘏为河南尹，迁尚书。正元二年春，毌丘俭、文钦作乱，时傅嘏为尚书仆射，劝司马师自往讨伐，常献策谋，终于大破叛军。司马师死后，司马昭还洛阳辅政，傅嘏以功进封阳乡侯，是年逝世，47岁，追赠太常，谥“元侯”。
西晋思想家——傅玄
傅玄（217年—278年），字休奕，北地泥阳（今宁县）人。幼年家道衰落，避难于河内，生活艰苦。但他资质聪明，发愤苦读，学识广博，善著文章，熟音律，才名远播。曾参与编撰《魏书》，步人儒林。后参安东将军军事，转任温令，又升为弘农太守，领典农校尉。他为官清正，上书谏事，多所匡正。其著作颇多，主要有《傅玄集》等其他文集百余卷，在晋代文学、哲学、政治方面占有重要地位。
西晋学者——傅咸
傅咸（239年—294年），字长虞，北地泥阳（今宁县）人，傅玄之子。初任太子洗马，袭父爵为清泉侯，继升尚书右丞，任冀州刺史。政事之余，勤于诗文，有《傅中丞集》一卷，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
北魏宣武帝皇后——胡充华
胡充华，原名胡仙真，充华为妃嫔封号，安定临泾(今镇原县)人，北魏司徒胡国珍之女。初为尼，宣武帝即位初年，被召入宫讲道，后为嫔妃。延昌四年，其子元诩被立为太子，即为肃宗，后以皇太后身份垂帘听政13年，崇尚佛事，广凿石窟，为历代第一。《中国文艺词典》将其列为中国女词人，代表作《杨白花歌》，中国文学史作为北朝的代表作介绍。
唐朝进士——皇甫镛
皇甫镛（759年—836年），字和卿，临泾(今镇原县)人。自幼聪慧过人，熟读古今经典，中进士及第。并先后担任宣歙、凤翔府从事、殿中侍御史、礼部员外郎、河南县令、都官郎史、河南少尹等职，其清廉执政，素有贤名。后其兄获罪革职，因其勤政爱民，不受株连，朝廷遂加授国子祭酒，后又改为太子宾客、秘书监之职。其精通文史、工文善诗，计有文集18卷，诗赋14篇，作品广为流传。开成初年，皇甫镛被授予太子少保，卒年49岁。
五代时期的三朝平章——王饶
王饶（？—957年），庆州华池（今华池县）人。素有才名，后晋时期依附石敬塘，任控鹤军使，后为奉国军校，因功被加封为检校尚书左仆射。天福六年，参加平定安重荣叛乱有功，封为检校司空，不久晋升为本军都校，兼任连州刺史。是年，平定安重进叛乱，任深州刺史。次年，任奉国军校，加封检校司徒，兼任钦州刺史，后又改任本军右厢都指使，并任阆州团练使。后汉初期，消灭契丹党羽，收复常山失地，加封光禄大夫，赐爵开国侯，不久又改任镇国节度使，加封检校太傅。后周初期，以“三朝元老”加封同平章事，授赐为“推诚奉义翊戴”功臣。周太祖末年，加封检校太尉，改镇贝州。周世宗时，封其侍中，改任彰德军节度使。957年，病逝于东京家中，终年59岁。后追封“荣国公”。
南宋兵部尚书——王庶
王庶，字子尚，庆阳人。北宋崇宁五年(1106年)讲士，任泾州保定知县，后改任怀德军通判。南宋高宗时任集英殿修撰，升龙图阁待制，节制陕西六路兵马，后任陕西制置使。绍兴五年，调任兴元知府，兼任利夔路制置使，因招训“义士”有功升征猷阁学士。绍兴六年，任湖北安抚使，镇守鄂州。后升显谟阁待制，兼荆南府知府、湖北经略安抚使，复任直学士。绍兴七年，任兵部尚书，拜枢密副使。后因坚决抗金受陷害罢官，安置于道州，后忧愤而死。宋孝宗时，追复其官职，谥号“敏节”。
南宋抗金名将——李彦仙
李彦仙（1095—1130年），初名孝忠，字少严，宁州彭原(今西峰区彭原乡)人。小有大志，精于骑射，喜欢谈论兵法，善交豪杰之士。曾随种师中抗金有功，补为校尉。靖康元年(1126年)，募兵马勤王，被授予承节郎。后得罪秦桧，易名逃匿，不久再度从军。建炎元年(1127年)四月，以石壕尉身份坚守三嘴山，一战成名。二年，因抗金有功授陕州知州兼安抚使，升武节郎、阁门宣赞舍人。三年，授右武大夫，宁州观察使兼同、虢二州制置。三年腊月，陕州城破被擒，逃脱后闻陕州屠城，投河而死，年仅36岁。死后追赠彰武节度使，建庙于高州，谥号“忠烈”；绍兴九年，又立庙于陕州，谥号“义烈”；乾道八年，赐谥号“忠威”。
南宋太尉——杨政
杨政（1097—1157年），字直夫，原州临泾(今镇原县)人。宣和末年(1125年)，应募从军，抵抗西夏。建炎初年(1127年)，随吴蚧抗击金兵，因功升武显郎。绍兴元年(1131年)，和尚原战役有功，被授恭州刺史。二年，因功升为陇州团练使，后任凤州知府。三年，饶凤关战役有功，改任明州观察使。四年，仙人关战役有功，授予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环庆路经略安抚使。绍兴五年，奉州战役大胜，改任泾原经略安抚使，并节制环、庆、利三镇军事。九年，其母亲受封感义郡夫人，其升武康军承宣使，兼任熙河兰巩路经略安抚使和熙州知府。十年，拜武当军节度使。十三年，加封检校少保，不久驻兴元府（共13年），后升太尉。二十七年，逝世军中，享年60岁。后追赠开府仪同三司，谥号“襄毅”。
元朝开国元帅——孟懿
孟懿，今合水县人。初为士兵，英勇善战。至元四年(1267年)，智取卢州有功，受赐金袄12领，宝剑一把。九年三月，缅甸数十万大军入侵云贵川一带，其率军征讨大胜，迫使缅国君主向元朝纳贡称臣，后获赐一裘锦袄，宝钞50个。十九年，封副都元帅，掌管边陲军旅事务。晚年回乡定居，享年72岁。庆阳民间俗称他为金牌孟元帅。
明初御史大夫——景清
景清（？—1402年），一说耿原姓，真宁县 (今正宁县山河镇寨子村)人。少年聪慧异常，过目成诵，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高中榜眼授编修之职，后升任御史。三十年春，召为兼左佥都御史。不久因奏疏中出现字误被弹劾下狱。释放后，奉诏前往川、陕，巡察私茶贩卖情况，升为金华知府。惠帝即位初，任北平参议，后升御史大夫。明成祖即位后，仍复御史大夫。后因刺杀成祖灭其九族。宣宗时追谥“忠烈”。其墓在正宁县山河城东约1华里处，遗址尚在。
明朝文学家——李梦阳
李梦阳（1473—1530年），字献吉，号空同子，今庆城县人。出身寒微，弘治六年（1493年）参加陕西乡试名列第一，次年中进士。十三年，拜户部主事。刚直不阿，执法如山，先后5次入狱。弘治十四年(1501年)，命监税三关山，又遭诬告下狱，不久开释。武宗继位后，转任户部员外郎，不久任郎中。后弹劾刘瑾遭陷害下狱。正德五年(1510年)，刘瑾被诛，任江西提学副使。后又遭弹劾下狱，被贬为庶民，归家闲居。嘉靖初年，受宁王朱宸濠谋反案株连，再次入狱，被革职削籍。其一生创作丰富，仅诗现存2100余首，赋文也颇见功力，特别是墓志铭、序文、传记、书信、奏章等独树一帜。他与仲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主九思、王廷明等人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是明代复古运动“前七子”的主要人物。著有《空同集》66卷，流传于世。
明朝按察使——韩鼎
韩鼎，字延器，号斗庵，乐蟠(今合水县)人。幼时家贫，但苦学不辍。成化十八年(1482年)考中进士，授予礼部给事中。孝宗时深受赏识，先任右给事中，不久升左给事中，后升任江西按察司副使。在江西政绩卓著，升兵部右侍郎，授光禄太常卿。武宗正德年间，统制全陕兵马讨伐宁汉王叛乱有功，获赐大量金币。不久，称病卸职归里，77岁去世。 著有《延庵集》和《庆阳府志》10卷（为庆阳最早的一部府志，后来大量散佚）。今庆城南十里坪有韩鼎父子墓和谕祭文碑，曾有韩鼎“银台司谏坊”、韩守愚“青云接武坊”，现已废弃。
明朝清官——赵邦清
赵邦清（1558—1622年），字仲一，号乾所，真宁(今正宁县永和乡于家庄)人。少时家境贫寒，刻苦读书。万历十九年(1591年)中举人，次年中进土，授山东滕县知县。二十六年，因政绩卓著任吏部验封司主事。二十七年，升任吏部稽勋司郎中。三十年，遭陷害贬官三级。四十五年，因南北党争，被削职归里。天启二年(1622年)，奉诏出任遵义监军参议，率军征讨反叛，病逝军中，终年64岁。去世后，赐谥号“光禄侍卿”。其一生著述颇丰，有《鹤唳草》、《瞑眩录》、《梦遇仙汜》、《游艺海纳集》等，大多已散佚，仅存《神柏记》一篇。
明朝书画家——米万钟
米万钟（1570—1628），字仲诏，祖籍庆阳府安化县(今庆城县)。万历三年(1595年)进士，授予江宁令尹，不久升任江西按察使，转任山东参政。为政清廉，关心民众疾苦，注重文化教育。天启五年(1625年)，因发表不满阉党专权的言论，遭诬陷被削职夺藉。崇祯元年(1628年)，被起用任太仆少卿，不久去世，终年59岁。他学识渊博，才气出众，尤善书画，其作品风雅绝伦，气势浩瀚，烟云流畅，名满天下，与当时华亭董其昌，临府刑侗，晋江张瑞图齐名，为四家；与董其昌时称"南董北米"，今故宫博物馆珍藏有米万钟书画多幅。他也爱石成癖，时称“友石先生”，收藏了大量奇形怪石，并对每一块石头认真研究，整理成《绢本画石长卷》，被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还著有《篆隶订伪》、《澄澹堂诗文》各20卷。
清朝太子专师——范锡篆
范锡篆，字金章，真宁（今正宁县永和乡丰集）人。幼时聪颖过人，品德卓越。雍正二年(1724年)，考中举人。八年，考中明通，授国子监学正。乾隆二年，授文林郎，国子监助教加一级，并封其妻为孺人。乾隆二十五年，乾隆第十五子顒琰（嘉庆帝）被立为太子，范锡篆被聘为太子专师。他坚持师道，严教不怠，除在国子监教读外，还领着太子深入民间，了解民间疾苦。后辞官回乡，在家病世后，嘉庆皇帝为其亲笔题写碑文。
清朝翰林院编修——刘奕煜
刘奕煜（1782—？年），字黎轩，宁县早胜镇人。嘉庆三年(1798年)举人。六年(1801年)中恩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堂馆吉士。九年，升翰林院编修。后赐升皇太子旻宁(道光帝)侍读。旻宁即位后，任河南、江西道监察御史，后升任户科掌印给事中，兵科给事中。后因弹劾庆阳各州县赈灾费用被克扣一事被诬陷，并中毒身亡。死后道光帝为表彰其功德，下旨大祭厚葬，并在其故居宁县早胜镇修府、造祠。其府、祠修建十分豪华壮丽，成为近代宁县建筑群之冠。安葬后，道光帝免除了宁州自嘉庆末年至道光五年所欠全部钱粮税款。
晚清太子少保——董福祥
董福祥（1839—1908年），字星五，环县毛井人。为人直爽，打抱不平。同治元年(1862年)，陕甘回民起义占据陇东，他组织地方团练，保卫家乡。后受诬陷被捕，大难不死在安化县发动起义。三年，接受环县县令邀请，防守环县城。不久，又倒戈反清，联络回军与捻军大败清军于金积堡。七年，清重兵清剿降于刘松山部，任前敌总指挥，所部被编为“董字三营”。九年，攻破金积堡，杀死回军首领马化龙。十一年，进军河州，迫使马占鳌部投降。十二年，进剿西宁，连败回军首领白彦虎（白后来投靠阿古柏反动政权）。光绪二年(1876年)，随左宗棠西征新疆，收复乌鲁木齐，攻克玛纳斯城，首战告捷。三年四月，率部先后攻克达坂城、托克逊城。八月，连克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城，又收复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以及和阗四城，后驻军喀什噶尔19年。因功屡升，直至乌鲁木齐提督，加尚书衔。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奉旨率军人卫京师。次年，镇压河湟地区回族和撒拉族叛乱，因功加太子少保，调任甘肃提督，节制陕甘军马。二十三年，率甘军进京。戊戌政变后，董军被编人武卫军（北洋三军之一），任武卫军统领，驻防直隶、山西。二十六年，奉命入北京，驻永安门。后配合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是年七月二十日，北京陷落，随扈慈禧太后西逃。二十七年，革职回到金积堡。三十四年病逝，享年70岁。
晚清提督——张俊
张俊（1844—1901年），字杰三，环县人。少时务农，性格刚正不阿。同治元年(1862年)，回民起义占据陇东，成立乡民自卫军保卫家乡。后归附董福祥，转战于陇东、陕北一带。六年，随左宗棠镇压陕甘回军，任“董字三营”左营统领，出花马池，克灵州，攻克金积堡，捕杀马化龙。十一年，随董福祥进军西宁，围剿白彦虎。光绪二年(1876年)，随董福祥西征新疆，因功授西宁镇总兵，后凋任伊犁镇总兵。二十二年，因镇压河湟地区回族和撒拉族起义有功，接替董福祥升任喀什噶尔提督。二十四年，转任甘肃提督。次年，经荣禄推荐，进京充任北洋武卫全军翼长兼统中军，屯守北京市东部。二十六年，病逝于北京，终年57岁。死后赐谥号“壮勤”。
农民起义领袖——张九才
张九才（1865—1927年），字玉山，环县环城镇文旗寨人。身材魁梧，勇力过人。清末民初，被推举为木钵忠义坛坛主。民国三年(1914年)，组织南乡民团打退滋扰环县的青红帮头子吴登云，名震全县。四年，陇东大旱，宁县、泾川相继爆发农民抗税斗争，率环县聚众响应。八月，以“扶清灭洋”为口号，举旗起义，自任义军总司令，活动与庆阳一带，庆阳、镇原、合水及陕西保安等地民团纷纷响应，队伍扩至万人，遂率众南下，火烧庆阳中寨和三十里铺教堂。后受到大力围剿，退向子午岭，活动与陕北定边一带。五年四月，归附绥远护国军卢占魁部。后投奔陕军田玉浩部，历任营长、团长、旅长，先后驻防咸阳、泾阳。十六年十月病亡，终年65岁。
著名书法家——张宸枢
张宸枢（1866一1931年），字柴垣，号少堂，镇原县临泾乡祁家庙村人。出身书香门第，10岁知文，精于“诸子”，喜于词章。19岁举乙酉科拔贡，同年中举，部选为庄浪县学训导。1915年，平凉、庆阳一带爆发农民起义。9月初，肖金、董志、太平等地农民也包围县城，抗捐抗税，遂出面与县政府交涉，要求缓行新税法。后遭到政府追捕背井离乡，西出玉门，展转伊犁。1917年，返回故里，任县立高等小学校长，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撰成《通鉴纲目提要》、《中外政治论衡续》、《西路》等书，受学生及社会爱戴，选为众议院议员。为民生疾苦常转辗郑州、北京等地，后客死北京。其一生广泛临摹古代各家法帖，最终形成笔力矫健、神采丰满的书风。其工楷兼长，尤擅草书。驰名于陇东，其作品争相求之。
原甘肃省政协副主席——赵元贞
赵元贞(1879—1974年)，字正卿，正宁县永和乡于家庄人。7岁入私熟读书，19岁中秀才。1903年，考入甘肃文科高等学堂，1908年，选送京师大学堂，学习地质专业，1913年夏，选派美国公费留学，先后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柯州高尔登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匹兹堡大学深造。1921年获冶金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任甘肃教育厅长，并创办《甘肃教育月刊》杂志，建立矿师养成所。1924年，任矿务调查局总办，兼任矿师养成所所长。1925年后，先后在甘肃学院（兰州大学前身），甘肃农业学校授课。1939年，他创办兰州志果中学，并任校长。建国后，志果中学改名为兰州二中，继续担任校长。1950年，被任命为甘肃省教育厅副厅长。1960年，任省政协副主席，兼任《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编委会主任。“文革”期间，受到冲击，被关入“牛棚”。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时，询问其近况，后来在周恩来的关心过问下，恢复其工资待遇和甘肃省政协委员、常委、副主席等职务。1974年，在兰州病逝，享年96岁。
农民诗人——孙万福
孙万福（1883—1944年），环县曲子镇刘旗村人。出身农民，生活困苦。1936年，红军西征解放环县后，带头组织变工队，开荒种地，支援前线。1943年，出席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并诵读了他创作的《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的歌词，轰动了延安文艺界，人们称他“劳动诗人”、“一字不识的作家”。其后又创作了《歌唱毛主席》、《边区人民要一心》、《我们边区象清泉》、《我们边区团结得象铁桶》、《马专员》、《王旅长》、《赵县长》、《自卫军》、《二流子要转变》、《抗战剧团》等。他的诗歌在延安《解放日报》、《陇东报》等报刊发表后，引起了延安文艺界的关注。时任延安鲁艺学院院长的周扬同志亲自访问了他，并写下了《一位不识字的劳动诗人——孙万福》的文章（发表于1943年12月26日的《解放日报》）。其一生口头创作很多，今收集到的发表在报刊上的仅20多首。1944年7月，逝世于洪水。
著名学者、书法家——刘养锋
刘养锋（1894—1960年），原名刘葆锷，今西峰区肖金镇人。敏而好学，博闻强记。6岁开始读书，并临贴习字。11岁入私塾。1911年，入乡间小学。1914年，考入兰州中学。毕业后，被甘肃省教育厅保送日本留学。1921年春，考入帝国大学政治经济系。1922年，留学中断，在银川任教。1926年投笔从戎，在吉鸿昌部十九师任政治处长兼秘书。1928年夏，随吉鸿昌驻军河北，兼任河北省河间县县长，后随军进驻甘肃陇南，接任碧口百货局长。1929年初，随军抵达宁夏中卫县，后代理宁夏省政府秘书长。1929年冬，任宁夏教育厅长。1933年秋回平凉中学任教。1938年初，任甘肃学院训导长兼教授两年。1941年，镇原县中学成立，任校长。解放战争初期，转入庆阳县立初中教书。1953年底，调任庆阳专署第三科(文教科)科长。1955年，任平凉专署文卫组副组长。其对《楚辞》较深研究，著有《<离骚>笔记》和《养锋诗集》等。其书法笔力稳健、内蕴深厚，各体兼长，尤娴熟魏碑，且自成一格。有《习字入门》和《临梁子云书列子语》等字帖及碑匾楹联传世。
中医专家、中医教育家——柯与参
柯与参（1903—1978年），宁县九岘乡岳木川村人。少失父母，家境贫苦。1920年，入甘肃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后留校任教，不久调任兰州陇右学校校长。因爱妻夭亡，立志学医。1931年3月，在平凉任国民军陆军新编十三师军医。1932年3月，任甘肃省图书馆主任。1933年，被推选为甘肃省国医馆馆长和中央医馆理事，并发起创办了甘肃第一个中医学术刊物《国医月刊》。1945年，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建国后，先后担任兰州市中医协会会长、甘肃中医学会理事长等职，并当选为政协甘肃省第三、四届常委、民革甘肃省委员。晚年，为甘肃省新医药学研究所研究员、甘肃中医学院筹备领导小组组长。1978年9月，在兰州逝世，终年75岁。其尤擅治疗妇科、儿科（著名儿科良药“健儿素”就出自他的处方）及消化系统疾病，有《中国当代医疗经验荟萃》一书出版。另外，他博学多才，精于古典诗律，擅于书法，欧体楷书苍劲有力；并收藏有文史、医书和历代碑贴一万余册，堪称收藏家。
陇东早期共产党人——王孝锡
王孝锡(1903—1928年)，又名存身，字遂伍，宁县太昌镇西壕村人。8岁读书，1918年考入平凉省立第二中学。1924年4月，考入西安国立西北大学，接触并开始学习共产主义学说。 1925年5月，发动西北大学同学进行反对北洋军阀、陕西督军吴新田的“驱吴运动”。“五卅”惨案后，参与组织“反对英日屠杀同胞雪耻会”、“沪案援红委员会”等反帝爱国组织，声援上海工人阶级的斗争。同年6月，加人中国共产党。是年夏天，在太昌镇成立了甘肃第一个“青年社”。冬天，在西北大学发起组织了甘、宁、青同学参加的“旅陕青年会”。1926年，在陕西参与筹建中山学院，培养出一批经验丰富的政工干部前往冯玉祥部队开展工作。1927年3月，被派往兰州，整顿国民党甘肃省党部，任省党部青年部长，并秘密建立了中共甘肃特别支部，任组织委员，还兼任了甘肃督办公署政治部主任等职。1927年4月，成立兰州青年社，被选为会长。1927年6月，任西北特派员，坚持在陕甘斗争。8月，回到宁县太昌镇成立中共宁县支部，任支部书记。后又成立太昌青年社。1928年5月6日，参与组织领导了旬邑暴动，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路军，后因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反扑而失败。1928年10月15日，王孝锡在家中被逮捕。1928年12月30日晨，在兰州安定门外萧家坪城隍行宫前英勇就义，年仅26岁。
陇东早期共产党人——任鼎昌
任鼎昌(1899—1929年)，字宜之，宁县太昌镇任家胡同村人。10岁入太昌镇小学读书，1917年考人平凉省立第二中学。1923年进入北京大学学习，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1924年初，转人西北大学读书。1925年，参加 “驱吴运动”，不久又参加大规模示威游行，声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是年夏天组织成立“青年社”。1926年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5月，随杨虎城东出潼关，参加北伐。7月中旬，冯玉祥下令“清党”，被迫离开皖北，返回西安。8月，在宁县太昌镇成立中共宁县支部。11月，受王孝锡委派，前往平凉恢复和开展党的工作，并担任中共平凉特支书记。1928年4月17日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解往兰州。1929年10月病逝于狱中，时年30岁。
著名学者——慕寿祺
幕寿祺（？—1945年），镇原县平泉镇人。出身书香世家，幼时即熟读诸子百家。18岁参加泾川童试，拔诸生第一，选入兰州求古书院学习。1903年中举人，次年任甘肃文科高等学堂教员。后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3月，他通电全省实行共和，成立临时省议会，选为临时议会议员，并在兰州设立阅报社，传播革命思想。1912被选为甘肃临时议会议长。1913年，任甘肃省长公署秘书长，后遭本省共和党人的嫉恨下狱，不久开释，失位政界。1918年，袁世凯复辟失败，重归政界，连续担任要职。1935年，国立甘肃学院成立，任文史系教授。1945年4日，主持创办《拓报》，宣传进步思想。1946年离开教坛。1947年2月病逝，葬于兰州龚家湾南坪。其一生著述丰富，有《周易简义》、《读经笔记》、《经学概论》、《陇上同名录》、《河伍天雁》、《甘肃省历代大事记》、《求是斋群粹录》、《吏治研究·行政类讲议》、《尊孔论》、《音韵学源流考》、《中国小说考》、《吏治研究所行政类讲义》、《调查录》等30余部。其中，《甘宁青史略》40卷，堪称一部西北百科全书，由燕京大学校长赵尔巽题辞，赵元贞和李炳校对，刘庆笔等知名人亡作序，记载—了自伏羲氏以来4000多年间甘宁青三省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民俗、地理等历史，成书后影响很大。
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张振财
张振财（1904—1988年），华池县城壕乡城壕村人。出身贫苦，3岁丧母，读过4年私塾。1934年秋，参加革命工作，为南梁游击队搜集情报。年底，城壕村建立了党支部、乡政府，做通讯联络工作。1937年被捕，后被营救出狱。1939年起，拼命劳作，后成开荒英雄。1943年3月，推选为城壕村变工队队长。1943年3月，被评为县劳动英雄；11月初，又被评为陇东分区劳动英雄，不久又被推选为陕甘宁边区特等劳动英雄，并出席了陕甘宁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和第一届劳动英雄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与宴请。1944年，又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1946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中共城壕区四乡副支书。1954年任城壕村高级农业社社长，1963年任城壕大队党支部书记。1976年开始受到错误批斗。1977年，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88年逝世。
书画名家——张孝友
张孝友（1905—1961年），字师仲，西峰区肖金镇李城村人。出身贫寒，好读书习字。肖金镇金城寺小学毕业时就能通晓诗文，能书善画。平凉柳湖师范毕业后投笔从戎，任冯玉祥部政治处工作委员会科员。1931年任陇东绥靖司令部少校参谋主任。1933年，任庆阳五属(辖庆阳、宁县、正宁、合水、环县)保卫团团总。抗战爆发后，庆阳五属保卫团改编为保安第四团，任第三团团长，驻防静宁。后调任陇东第一警备大队副大队长，继而调甘肃省政府任视察之职。1940年任合水县县长。1945年前后，秘密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任甘谷县长、西和县长。1949年秋，率西和县政府和保安队全体人员随蒋云台部起义，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独立第三军二十七团，任团长。1951年，入西北人民革命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在民盟甘肃工委工作。1955年后，先后在庆阳地区建设科、平凉地区林业局等单位工作。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以“历史反革命分子”被捕入狱。1961年5月8日病故狱中。1981年昭雪平反。工篆隶，善画虎，有《张孝友书法选》一书行世。
原全国政协委员——郭廷藩
郭廷藩（1905—1993年），宁县五顷原乡岘子村人。出身富农，幼读私塾，16岁正宁县中心小学毕业在村学任教。1932年起，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并为红军游击队收集情报。后策反宜君县马栏民团沙秉彦部起义，投身革命。1933年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中共正宁县支部委员会成立，任支部统战委员兼农会会长。1933年秋，组建龙嘴子回民游击队。1935年5月，陕甘边南区革命委员会正宁办事处成立，任办事处主任。8月，中共新正县委和县革委会成立，任县委统战部长、县革委会主席。1936年2月，任新正县独立二营政委。4月，任中共新正县委书记兼独一营政委。抗战爆发后，调任中共新正县委书记。1941年任县参议会副议长。1943年10月，当选为新正县县长，兼保安大队队长。1945年8月，任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副议长。1947年2月，任新正县县长、代理新正县委书记。10月调任淳耀县委书记。1949年2月，任中共陕西省路东工委书记、关中军分区副政委兼路东总队政委，4月调任三原军分区副政委，9月任三原分区专员。1950年3月，调任宝鸡专区专员。1952年4月起，先后担任青海省黄南州委书记、省监察厅厅长。1960年任青海省监委第一副书记、省委委员。1977年任青海省政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0年离休返乡后，亲自撰写革命回忆录，审定《县志》和组织史。1993年9月，逝世于正宁县湫头乡，终年88岁。
原省政协副主席——李培福
李培福（1912—1983年），华池县悦乐镇上堡子村人。出身贫农，9岁进私塾读书。1933年加入游击队。1934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龙木庄支部书记。6月成立庆北办事处，任办事处土地委员。1943年9月，成立田河区苏维埃政府，任主席。12月庆北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任县政府土地委员。1935年9月，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庆北办事处，任主席。1936年2月，任庆北游击队总指挥。6月曲子县苏维埃政府成立，任政府主席。1937年11月，任华池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1946年11月，升任陇东分区副专员。1948年2月，任陇东分区专员。1949年10月，任中共甘肃工委委员。建国后，先后担任甘肃省民政厅长、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副省长、省景泰电灌工程总指挥兼党组书记、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省四届政协副主席、省五届人大副主任等职。曾被选为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中共"八大”、“九大”、“十大”代表。1983年在兰州病逝，终年70岁。
甘肃文联创始人之一——李秀峰
李秀峰（1915—？年），宁县政平镇人。幼年丧父，11岁读私塾。1930年，考入西安民兴小学，后入民主中学读书。1931年，考入国民党宁夏十五路军教导团当学兵，并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1942年回平凉女子师范学校任教。1943年，任政平小学校长。1944年，任甘肃省立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教员。1948年8月，任兰州大学中文系讲师。1949年，发起成立兰州文协，任副主任。1950年在兰州文协的基础上成立甘肃省文联筹委会，任筹委会副主任。1954年12月，甘肃文联成立，任副主席。先后兼任《甘肃文艺》、《陇花》、《甘肃日报》副刊的总编职务。并写出了《黑金运输队》、《英雄会师在石油城》、《石油工人的旗——郭孟和》等文学作品。1958年，中国作家协会兰州分会成立，任分会副主席。并创作了《别情依依》、《白衣相芬芳》、《鳞光闪闪》等诗歌、散文和长篇小说《在祖国的土地上》。“文革”开始后，受到严重冲击，含冤而逝。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昭雪。著有论文、诗歌、散文、小说，且以散文见长，有散文集《春天的声音》。
全国政协常委——王秉祥
王秉祥（1916—1993年），原名王东平，宁县金村庙人。出身贫农，1925年入肖家台小学读书，后到正宁王家峁小学堂读书。1930年被迫当兵。1933年4月，逃回家乡，投身革命。1935年7月，加人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新宁县一区四乡党支部书记兼赤卫军大队长。9月任关中苏区中共新宁县委宣传部长、组织部长。1936年4月，任陕甘边红军三路指挥部一支队队长。“西安事变”后，红一支队编为贺龙部红二军团独立团，任团长。1937年3月，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38年后，任中共新宁县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保安科长等职。1943年，被评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1945年5月后，任中共关中地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组织部副部长、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兼任关中分区党校副校长。1946年，任关中西线指挥部政委、警备一旅一团政委，兼任中共新宁县委书记。1947年，任中心县委书记。1949年3月，调任陇东地委书记。1950年6月，改任中共庆阳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1951年2月，调任甘肃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兼省人事厅厅长、省劳动就业委员会副主任、西北行政区监察委员会委员、省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员、省政府参事室主任、文史馆主任、妇女委员会书记等职。1954年，任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和省行政干校校长、甘肃省人民政府委员。1956年，任中共甘肃省委专职常委，7月被选为中共八大代表。1959年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 12月当选为甘肃省常务副省长和第二届全国人大代表，以及省政府党组书记。1960年6月，任甘肃省农垦委员会主任。1962年，在纠正“左倾蛮干”错误中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被撤职。“文革”中遭受错误批判和迫害。1979年初，任中共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1981年，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兼省政法委书记、省保密委书记。1982年，被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1983年，任中共甘肃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11月任政协甘肃省委员会主席兼党组书记，同时兼任甘肃省地方吏志编纂委员会主任、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1985年，当选为中共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87年，当选为中共十三大代表。1988年3月，当选七届全国政协委常委、经济委员会委员。1993年8月，在兰州逝世，终年77岁。
新秧歌运动的旗帜——刘志仁
刘志仁（1918—1970年），宁县湘乐镇南仓村人。出身农民，读过4年私塾。1931年开始接受革命思想。1937年7月，被推选为南仓村第一任村长，并开始创作全新的秧歌剧，他自编自演的第一首新秧歌是《张九才造反》。1939年后，组织编演的新秧歌有《九一八》、《新三恨》、《反特务》、《保卫边区》、《新开荒》、《大生产》、《桂姐纺线》、《改造二流子》、《送郎参军》、《边区政府好》、《放脚》、《读书识字》等10多台剧(节)目。1942年，加人中国共产党。先后创作出《百团大战》、《反对摩擦》、《织手巾》、《劳军歌》、《十二月忙》等剧（节）目，其秧歌剧开始走向成熟。1944年11月，出席陕甘宁边区文教英雄大会，荣获特等艺术英雄称号，被誉为“新秧歌运动的旗帜”，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45年，再次被选为边区英雄。全国解放后，长期担任乡、村基层干部，多次当选为县、省党代表和人民代表。1966年，“四清”运动中，被错误定为富农分子，并开除了党籍。“文革”中，受到不公正批判，于1970年11月20日含冤去世。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平反昭雪。
